吳榮政《關于曹操軍事才能的評價問題》（《湘潭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認為，曹操在軍事上有一定的才能、但并沒有傑出的軍事天才，稱不上是一個大軍事家。
曹操在一般戰争中，不僅有投降、逃跑的打算，而且有多次冒險的表現。
由曹操指揮的對統一全局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戰争，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漢中之戰等等，隻有官渡之戰獲得勝利，其餘二役都以失敗告終。
官渡之戰中，曹操表現了一定的軍事才能，但他獲勝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的軍事天才，而是袁紹内部産生了緻命的弱點。
他注釋《孫子兵法》雖有貢獻，卻不能以理論指導實踐。
李則綱也認為，曹操隻能稱得上一般的軍事家，而不是傑出的軍事家。
他固然打了不少勝仗，但也吃了不少敗仗。
他所以能夠統一中國，并非完全是由于他的軍事上的勝利，給他有利的重要條件，還和遷主劉協，建都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有關。
六、曹操與建安文學
劉知漸在《評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以及後來發表的《建安文學編年史》（《重慶師院學報》）1984年第1期）二文中認為，曹操的作品“糟粕多于精華”，“曹操對建安文學的消極作用是多于積極作用的”。
他指出，建安七子早在沒有依附曹操以前，就已成名，并非曹操培養了他們。
相反，曹操對文人的網羅，使得建安七子培養和影響了曹丕、曹植的寫作；同時也給他們的寫作帶來了一些不利的影響，使他們脫離實際，遠離生活，隻能寫出一些歌功頌德的作品了。
李則綱也認為，不應該把曹操對建安文學的作用估計過高。
當時的建安文學集團對民生疾苦等并未有多大補益。
曹操雖然在他的詩中描繪了一些人民的痛苦，但他本身就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
他對他所籠絡的文人也多有殘殺，如孔融就因譏諷他而被殺。
胡世厚等在《曹操與建安文學——兼與劉知漸同志商榷》（《重慶師院學報》1984年第1期）一文中不同意劉知漸的觀點。
他們認為，曹操是個傑出的詩人和作家，他在我國文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推動了建安文學的積極發展。
曹操注重真才實學，輕視儒家仁孝道德，提倡活躍思想，使文學脫離經學而得到發展。
他十分重視文學，延攬和招集了大批文人團結在他周周，并鼓勵他們創作。
他自己的詩風和文風對“建安風骨”的形成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此外，他對樂府詩歌的改造也作出了貢獻。
七、曹操的思想
漆澤邦認為，曹操的思想是懦法雜用，二者結合。
他采用法家思想，一是為了消滅割據，統一全國；二是為了加強對農民階級的鎮壓以鞏固地主階級專政。
他十分推崇儒術。
北方統一後，他下令興辦學校，傳播儒家思想，他的儒法并用思想是兩漢以來封建統治者采用的傳統手段。
柳軒《從曹操的詩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慶師院學報》1984年第1期）認為曹操的思想以儒家為主。
他為父報仇，屠殺徐州人民，是他盡“孝”的表現。
他不是法家，因為他不可能象法家那樣廢除宗法制度，反對儒家的“親親”觀點。
不管在教育思想上，還是人才問題上，他都以儒家思想為标準。
吳其昌在《曹操思想淺談》（《北方論叢》1985年第1期）一文中認為，曹操思想中包括儒、法、道、兵、名等各家思想，他是雜家的代表人物。
曹操在運用這些思想時，能夠根據不同的形勢變化，把它們區分為主次兩個方面。
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深刻矛盾。
這應該從他的階級和曆史的局限中去解釋。
（劉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