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對漢的感情是一種“布施”，霍光僅僅是“扶植”，曹操從感情上并不虧欠漢獻帝。
曹操的長子曹丕早在建安十二年就督邺，曹彰也在北方帶兵，所以說曹操老早就在有意的扶植接班人。
身居高位的曹操行起“廢漢”之事其實是易如反掌，他之所以不這樣做，簡單歸結起來其實就是自己的身份和早年的理想決定他不會這麼做，孫劉的影響是其次的。
在對漢朝上他功大過少，雖然他曾殺皇後并威逼漢帝。
但在“尺寸之地不為漢家所有”的情況下，正如曹操說的：“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所以說，曹操“廢漢”其實是大勢所驅。
早年的“擁漢”對曹操和漢朝而言是雙赢，早在董卓弄權時漢朝就已經名存實亡，當風雨飄搖的殘漢再沒有存在意義的時候，後代人取代它也是必然的。
五。
愛才與害才的矛盾。
曹操頒布《求才三令》，屢次在自己的書信中提到自己對人才的渴望。
王沈的《魏書》評論曹操說:“知人善察,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中”。
曹魏人才的鼎盛與曹操這種“海納百川”式的用人模式有很大關系。
但正是這樣一個愛才惜才的人，卻屢次的迫害當時的名士和文人。
如果說殺崔炎，迫害楊彪、逼死荀彧是政治需要，那麼他殺邊讓、殺楊修則或多或少的都有受到社會的影響。
魏晉尚“清談”，與政治黑暗有很大關系，而這一點深究起來是起源于漢末的大動亂。
人們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政治抱負沒有施展空間，稍有不慎就有殺頭之禍，所以士族往往選擇歸隐和不談國是。
曹操雖然是統治者，但并不是他一手造就了這個局面，相反，他曾經也是這個風尚的受害者。
隻是在他當政之後也有了這個“嗜殺”的毛病，應該說這與“屠城”一樣，是一種政治手段習慣的延續。
曹操愛才求才是事實，但身居高位的他同時又受環境影響殘酷的殺掉一些反對自己的人才，至于政治需要的殺戮他更是毫不猶豫的實行。
這種矛盾的體現的結果就是，曹魏在人才上超越孫劉。
但由于曹操迫害了一部分人才，導緻當時有相當一部分人因此或以此為借口來反對曹操，似乎曹操完全是“嫉才、害才”的人。
六。
長于戰術短于戰略。
這一點其實不是單純的矛盾，隻算是對曹操矛盾本身的一個延伸。
曹操在戰術上的造詣在整個後漢三國無人能出其右，從破兖州黃巾到官渡之戰，奔襲烏桓，再到平西涼，曹操在戰術上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曹操在戰略上卻有着很多為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官渡之戰時他曾想放棄官渡，結果被荀彧制止；在赤壁之戰時他否定賈诩的正确建議，結果失去統一良機；平定漢中後沒有趁勢進兵巴蜀；關羽威鎮華夏，他又想要遷都避其鋒芒，幸虧劉晔等人提醒他。
在這幾次足以改變曆史進程的戰略決策上，曹操都犯了錯誤，隻是有兩次他采納謀臣建議才避免一敗塗地。
曹操“短于戰略”隻是相對于他“長于戰術”而言，其實他在戰略上的建樹還是不少的。
曹操“長于戰術，短于戰略”的原因是多重的，根本上還是曹操性格矛盾造成的這個現象。
曹操放蕩不羁豪邁奔放，同時又十分敏感悲天憫人，這兩種矛盾前者決定他敢于實施常人難以想象的戰術，後者決定他對于事物的變化十分敏感，所以他可以及時的捕捉戰機，這就造成他在戰術層面上可以遊刃有餘。
但是，也正是這兩種矛盾的性格使他難以在戰略構思上冷靜和客觀的分析問題，因為這類人前者決定他往往“想起來什麼就是什麼”，十分随性，後者又決定他十分“善變”，所以在戰略這個嚴肅的問題上曹操體現出了他相對于戰術的缺陷。
也許曹操也對自己這個性格有所認識，所以他對自己的部署很親近，或許是希望通過“衆智”來彌補自己的缺陷吧。
七。
對曹操性格的小結和形成原因的探讨。
曹操這個人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既狂放不羁又循規蹈矩，既珍視生命又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