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把曆史上的問題都用今天的觀點來加以統一，那是費力不讨好的事。
什麼叫曆史的局限性？就是在那個時代是正常的事，而拿到今天來看就是矛盾的，不正确的，這才是局限性，而非古人做錯的都歸結于局限性，那是局限性的濫用。
古人做錯的事，也是錯的，也要明确地加以批判。
而古人在那個時代做的是對的，拿到今天來看，又是錯的，這是局限性，不能簡單地加以批判，那要在整體上加以批判，而沒必要對個人進行批判。
我們應該對曆史上存在的思想體系進行整體的批判，和今天的思想體系進行比較，找出差距，進行分析。
對曆史的問題，不能拿今天的标準來要求古人，要求古人能和今人一樣，而隻能用古代的合乎中華優良傳統的标準，來衡量古人。
比如，嶽飛被現代視為民族英雄，但隻因他打過楊幺、鐘相的農民起義，就說他身上有污點而民族英雄也要打點折扣。
這種觀點實在是掩耳盜鈴，凡是那個時代的人，為皇帝效忠的官員，有哪一個會反對打農民起義呢？他實際去不去打不打農民起義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隻要讓他去，他就會毫無疑問的去打。
即便嶽飛沒去打起義軍，也可以斷定隻要有和農民軍對陣的機會他就一定要打。
說曹操打了黃巾軍，他就是反動的，而一些為之辯解的，說他打了黃巾軍不假但他繼承了黃巾軍的要求，因此不反動。
其實圍繞打不打黃巾軍的這個争論大可不必，我們可以找到基本點，那就是在那個時代，用那個時代的标準來要求正面人物，他必須是對朝廷對皇帝忠心耿耿的，他打起義軍是必然的正常的，否則就不正常了不可理解的了，這就是他們那個時代對官員臣民的基本要求。
就是奸臣叛逆，雖與忠臣正統相對立，但他們在打起義軍上是驚人的一緻。
這樣來看，那個時代的标準和今天的正相反，但你不能如此就把那個時代的要求推翻。
對于一個時代來說，有一個時代的系統，應以唯物論的觀點給予科學的分析，應該承認其合理的存在，至于與今天的不同，那正是發展的結果，是時代在進步。
我們應肯定古代不斷發展的思想體系的合理的部分，就是否定其糟粕也要用哲學上的否定，而非物理學上的否定。
不要用今天的思想标準來替代古代的思想的标準。
三國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時勢造英雄，而英雄也充分利用了時勢。
三國給政治家軍事軍文臣武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舞台。
但是，在今天人們看來，不少政治家都是陰謀家，就是被人們所肯定的人物也免不了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遺憾。
首先我們先确定，這是談的封建社會的政治家，搞陰謀詭計是他們的階級性所決定的，凡是剝削階級的政治家有不符合這一條的嗎？沒有。
其次，是現實的需要。
在軍閥混戰的形勢下，靠仁義，友愛，能站得住腳嗎？宋襄公拒絕部下提出的在敵軍渡河時出擊，認為不道德，等敵人排好陣勢再打，結果宋國大敗。
在軍事上更多的是偷襲，欺詐，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如果講道德，講仁義，隻能是失敗。
大量的事實表明，社會大動蕩時代，是英雄野心家活動的大舞台。
什麼是英雄？什麼是野心家？勝利者是英雄，失敗者是野心家，一句“勝者王侯敗者賊”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善良的人搞不了政治，隻能做慈善家。
一部二十五史，是英雄野心家的曆史，是縱橫捭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曆史。
第三，是政治家必備的素質。
在政治領域是不能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它是講比較，取大棄小，大道理管小道理，為了大局而犧牲局部。
在你看來這樣做是卑鄙的，那是因為你所處的位置比較低是局部，眼界不寬的緣故，而政治家站得高看得就遠，因此他認為就是對的。
有許多同樣的情況，人們的看法太表面化，比如有些人一當上官就變了和以前不一樣了，看法也和以前不一樣了，人們多歸結為官升脾氣長變壞了（有變壞的也不能排除）。
其實不然，更多的是他的位置發生了變化，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了，他更多的要從全局來考慮問題。
在這方面，有人說是領導藝術，也有人說是會耍手腕，可以肯定的說政治家的手段都很多，解決困難的方法也富于創造性。
有些方法是可以擺到桌面上的，更多的就無法擺到桌面上來，但解決了問題，渡過了難關。
兵不厭詐，政治上也是這樣，讓普通人看來是做人有嚴重問題的做法，在政治家那裡是慣例做法。
劉邦的老爹被霸王項羽抓住，以此要挾劉邦投降認輸不然就煮了他，放在老百姓身上，那是無論如何也要把老爹救回去的；可是你猜劉邦怎麼辦？他說：你項羽和我結拜過把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的爹，如果把爹煮了，也給我一碗湯喝。
漢朝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