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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視的三國人物―――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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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謀,于是放棄了渡河追擊的計劃,張郃遂率軍退回陽平堅守。

    經此一役,劉備遂取得了主動權,戰争形勢發生逆轉。

     曹操得知夏侯淵戰敗的消息,急忙從長安率兵趕到陽平一帶,準備與劉備的主力展開決戰。

    但劉備依靠大巴山的地形,“斂衆據險,終不交鋒”。

    曹操進攻沒有效果,傷亡日增,而且運輸線又過于漫長,經常遭到劉備軍的偷襲,後勤得不到保障,最後曹操決定将所有部隊撤離漢中。

    劉備遂據有漢中。

     定軍山一戰,夏侯淵授首,大破曹兵,奪取了漢中,這次勝利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對日後蜀漢的立國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因為漢中是益州聯結中原的門戶,占有漢中,蜀漢在北面就有了一道屏障,這樣進可攻,退可守,回旋餘地廣大。

    獻取漢中之策,無疑是法正在三國鼎立形成時立下的又一大功勞,曹操也對其贊賞有加:“吾固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

    ”又曰:“吾收奸雄略盡,獨不得法正邪?” 放任獨行、縱情傲物 在建立蜀漢政權、争取三國鼎立的過程中,法正起了重大作用,因此深受劉備信任。

    劉備奪取益州後,法正被授予蜀郡太守、揚武将軍的重任,“外統都畿,内為謀主”。

    對于這個取蜀的功臣,劉備給了他相當高的待遇和權力,相當于清朝的九門提督,現在的北京市長。

    更重要的是“内為謀主”,成為劉備手下僅次于關羽,與諸葛亮并駕齊驅的第一謀士。

     法正既為蜀郡太守,“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複,擅殺毀傷己者數人”。

    有人向諸葛亮反映:“法正于蜀郡太縱橫。

    将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

    ”諸葛亮一則愛法正之才,又深知劉備“雅愛信正”,故迂回地替法正辯解和開脫:“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

    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複制。

    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許多人都以此否定法正的人格,認為這樣的行事作風,表明他氣量狹窄,不具備做一流政治家的廣闊胸襟。

    然而法正所報複的,都是“毀傷己者”并且不但報仇,而且報恩,恩怨分明,這種任俠使氣,蔑視禮法,挑戰世俗權威的反叛精神,正是真性情、真英雄的表現,千秋之後,猶令人仰慕不已。

    法正的這種作風與諸葛亮的儒家宗臣作風迥異,但二人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即“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來了”。

    蜀朝人物大多褊狹,任俠使氣,比如彭漾、廖立、李嚴,皆以短取敗,但是法正在使氣的同時,能夠顧全大局,比如推薦許靖,和諸葛亮等同僚搞好關系等,實在是孝直的高明之處。

     智慧之花過早地凋零 公元219年,劉備自立為漢中王,拜法正為尚書令、護軍将軍。

    明年,法正病逝,年僅45歲。

    功業未峻,謀臣先亡,劉備非常痛惜,“為之流涕者累日”焉。

     法正是在三國鼎立局面形成過程中登上政治舞台并嶄露頭角的,他的智慧和謀略促進了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

    正如陳壽所評:“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

    拟之魏臣,正其程(昱)、郭(嘉)之俦俪邪。

    ” 綜觀法正的一生,猶如一顆璀璨的流星,在曆史的天空一劃而過,然而在這一劃中,他發出了最熱烈、最耀眼的光芒,在曆史的天空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敢想敢做,敢愛敢恨,有謀有志,有膽有識;值庸主則郁郁不得志,遇英雄則竭盡其心力:豫讓“衆人國士”之說,于法正不為過矣。

    法正輔佐劉備九年,在這九年中,幫助劉備取西川,定漢中,克成大業。

    這九年是法正一生中最輝煌的九年,也是劉備一生中最輝煌的九年! 法正死後第二年,劉備稱帝,同年大舉伐吳。

    這是一次感情用事的錯誤軍事行動,蜀漢大臣趙雲等紛紛勸阻,但都未成功。

    結果,夷陵一戰,陸遜火燒連營,劉備幾乎全軍覆沒,最終含恨逝世于白帝城。

    史載,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

    至此亮追憶法正,後悔之餘,不由感歎:“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複東行,必不傾危矣!”惜哉孝直!痛哉孝直! 以古為今,今則古也。

    法正的一生,實則是知識分子奮鬥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既受社會條件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也是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創造條件,抓住機遇的結果。

    當今的時代是重視個人價值的時代,從法正身上,我們或多或少應該能夠得到一些啟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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