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伯俊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三國演義》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然而，一些重要而又是基本的問題，至今尚未解決。
《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紀課題”。
一
明清兩代，盡管《三國演義》流傳甚廣，影響極大，但人們對它的成書年代并未作過認真的研究。
一些學者在他們的筆記雜著中提到《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時，往往根據傳聞，或稱其為“南宋時人”（如明代嘉靖年間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
清代雷琳等的《漁矶漫鈔》則轉販其說），或稱其為“元人”（如明代萬曆年間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或稱其為“洪武初人”（如清初周亮工的《因樹屋書影》），或籠統地稱其為“明人”（如明代嘉靖年間高儒的《百川書志》）。
明代嘉靖、萬曆間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經籍考·傳記類》記載《水浒傳》作者時，将羅貫中寫成“羅貫”，“字本中”，且未言其時代，實則重複了田汝成的記載，隻是抄錄有所脫誤而已。
對作者生活年代的記載如此歧異，又怎能判定作品的成書年代？
二十世紀初，魯迅先生在廣泛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開創了具有科學意義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
在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傑作《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中，魯迅綜合明清人的記載，說羅貫中“蓋元明間人（約1330－1400）”。
而在1924年所寫的講稿《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中，他又一次寫道：“羅貫中名本，錢塘人，大約生活在元末明初。
”既然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其作品《三國演義》當然也應該産生于這一時期。
這就是《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說的來曆。
1931年，鄭振铎、馬廉、趙萬裡三位先生在甯波訪書，發現了明代天一閣藍格抄本《錄鬼簿續編》，其中有這樣一段：“羅貫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與人寡合。
樂府隐語，極為清新。
與餘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
至正甲辰複會，别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
”這是迄今人們見到的有關羅貫中的記載中最為完整的一條，作者又自稱是羅貫中的“忘年交”，因而彌足珍貴。
“至正甲辰”即元惠宗（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距元朝覆滅（1368）僅四年。
《錄鬼簿續編》的作者在此年與羅貫中“複會”，後來又活了六十餘年，那麼羅貫中至少也應活到明初，由此可見，羅貫中确實是元末明初人。
這一記載，正與魯迅的論斷相合。
因此，這一資料一經披露，立即受到古典小說、戲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魯迅1935年1月為《小說舊聞鈔》寫的《再版前言》中，就特别鄭重地提到：“自《續錄鬼簿》出，則羅貫中之謎，為昔所聚訟者，遂亦冰解，此豈前人憑心逞臆之所能至哉！”從此，“成書于元末明初”說得到學術界的公認，成為數十年來權威的說法。
二
不過，“元末明初”畢竟是一個籠統的時限，是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給出的一個模糊的時間定位。
“元末”至少可以包含二三十年，“明初”也長達數十年，将二者合在一起，實在是一種不得已的做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随着《三國演義》研究的發展，一些學者不再滿足于“元末明初”的籠統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１．“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
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邨。
他在《〈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一文（載《群衆論叢》１９８０年第３期）中，就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提出了三條論據：（１）該書在《玉泉山關公顯聖》一節中有“迄至聖朝，贈号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因而此句“隻能是宋人說三分的口吻”。
（２）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
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
”（３）該書的地理釋義共１４條，計１７處，其中１５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２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後來加上的。
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内容的明顯事實，也完全脫離了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曆史狀況，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
２．“成書于元代中後期”說。
持此說者以章培恒、袁世碩為代表。
章培恒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排印本《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