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控制大局時，固無問題，但如遇政治敗壞或内亂疊起時，就會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傾覆之禍。
當時有識之士，早已預見及此。
《三國志》卷28《鄧艾傳》載：
是時，并州左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内附，故周宜有猶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
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
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去字之誤）卑誘而緻之，使來入侍。
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
以單于在内，萬裡順軌。
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
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
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号，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禦邊長計也”。
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
鄧艾和曹操一樣，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極強固，其原來單于雖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猶足以興風作浪，仍需繼續分割其勢，尤需把與漢人雜處的匈奴人設法移居邊外，以斷禍根。
鄧艾這種逐漸徙出羌胡的主張比後來晉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統發表的著名的《徒戎論》還早了四十八年。
但這種徙戎主張說起來容易，切實行之就很難。
如同當時反對徙戎的晉臣所指出：在天災人禍已經攪得各族人民無法安居時，再強行遷徒數量衆多而又對晉朝統治積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會招緻反抗的。
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說，也并非怎樣正确和合理的。
少數民族人民既然已經進入中原農業區，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們徒走呢？難道少數民族群衆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嗎？事實上，匈奴内遷後，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且日益漢化。
雖然一直到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匈奴還是過着“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遊牧生活。
但自呼韓邪單于投漢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後二百餘年之間，随着匈奴逐漸内移，其生産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農耕轉變。
《晉書》卷93《王恂傳》言：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
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
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漢末魏晉之際，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剝削無地農民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
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勞役負擔，甯願為官僚地主的田客。
不僅僅人如此，匈奴等少數民族亦莫不然，他們也成為從事農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達到數千人者。
《三國志》卷22《陳群子泰傳》又載：
泰……正始中，徙遊擊将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将，懷柔夷民，甚有威惠。
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
及征為尚書，悉以還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衆尚有被賣為奴婢者。
總之，内遷的匈奴部衆，已逐漸轉向農業經濟，并且紛紛淪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貴人的情況則遠遠淩駕于一般部衆之上。
魏及後來的晉朝統治者雖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貴人的軍政權勢，在經濟上仍給以優裕待遇。
《晉書》卷101《載記第一劉元海傳》言：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于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
《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範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随、陸無武，绛、灌無文……”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以上材料說明，劉洲一家，作為匈奴的貴族，曆漢、魏、晉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
劉洲本人少時家境甚為富裕，故能誦讀書傳，他既明古學，故能與名儒士大夫貫通一氣，而為太原士族王渾等友敬。
由于劉淵懂得帝王統治人民的史實，更助長了其野心。
一到時機成熟，劉邦昔日“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喟歎便在劉淵腦際盤旋，而欲“成高祖之業。
”
綜上以觀，匈奴在三國時表面似無作為，不過為軍閥的附庸。
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衆既漸從事農業，掌握中原比較先進的生産技能，上層部帥亦通曉中國傳統文化。
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許多人口又淪為田客、奴婢，深受漢族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此皆可資匈奴上層貴族利用。
待到三國之後的西晉，因内亂不休，無力對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這就給匈奴貴族以可乘之機。
所以三國時代正是匈奴養精伺隙的關鍵時代，也是此後他們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數民族王朝的準備階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烏桓
《三國志》卷30《烏桓傳》言：“烏桓、鮮卑即古所謂東胡”。
東胡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言商代初期東胡居商之北。
春秋戰國時，東胡西鄰匈奴，南接燕國。
當時各國常互送質任，燕将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