晔的态度是明确的。
他反對《春秋》體，是因為這種體裁“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他贊成紀傳體，是因為這種體裁“網羅一代”，“事義周悉”。
範晔的這段評論不見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給人以傳聞的感覺。
但聯系上述《後漢書》與《三國志》裴注的比較，魏澹所說應該是可信的。
範晔對史料的處理方式雖然與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曆史事實的豐富。
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沒有區别的。
追求義理還是追求曆史事實的豐富，這是經學與史學的根本區别之處。
孟子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31]義即義理，這是孔子改編《魯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32]又說：“《春秋》以道義。
”[33]至于選擇以《春秋》來“道義”，則是因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
”[34]這樣一來，在經學的範疇内，曆史就隻是成了“道義”的工具。
而從史的角度講，如實地記錄曆史事實才應該是第一位的。
範晔說春秋體“文既總略，好失事形”就是從史學的立場上對《春秋》所作的批判。
在經學昌盛的漢代，如此議論《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範晔以後，篇幅較大的史書屢屢可見，如沈約《宋書》多達一百卷。
劉知幾就此批評說：“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号為繁富”，[35]梁、陳兩朝時代不長，但據《隋志》載，謝吳所撰《梁書》竟達一百卷。
陳代顧野王所撰“《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36]現存的《南齊書》六十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篇幅雖然遠不能與謝、顧二書相比，但若與《三國志》相比，仍然不算短。
就時間而論，三國曆時六十年，齊曆時二十三年，梁曆時五十五年，陳曆時三十二年。
三國時間最長。
就卷數而論，《三國志》總卷數雖說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吳三書原本是各自單行的。
若分開計算的話，《魏書》隻有三十卷，《蜀書》隻有十五卷，《吳書》隻有二十卷，篇幅比齊、梁、陳三書短得多。
[37]
我們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删減史書的事例。
梁豫章内史張緬撰《晉書鈔》三十卷，阮孝緒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
裴子野删沈約《宋書》為編年體《宋略》，該書隻有二十卷。
但從總的方面看，删減史書在南朝不占主流。
象晉人那樣推崇簡略的話在南朝幾乎見不到。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所關注的不在于舊傳統的延續，而在于究竟出現了哪些新的現象。
劉知幾在《史通·書事篇》中說：“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煩。
”劉氏距離南朝不遠，當時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應該是有根據的。
隻是他還不能理解這種現象乃是經學對史學影響逐漸衰退後的自然結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現其實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
三、裴注以後的注釋
李慈銘說：“裴松之注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
”[38]他的認識是正确的。
裴注以後，盡管還出現了若幹家類似的注釋，但從總體上看，更多的注釋家還是繼續采取名物訓诂的舊式方法。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兒子裴骃。
《宋書》卷64《裴松之傳附裴骃傳》：“子骃，南中郎參軍。
松之所着文論及《晉紀》，骃注司馬遷《史記》，并行于世。
”裴骃承父業，以注釋《史記》而留名。
不過，裴骃集解《史記》，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響。
張守節說：“裴骃采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解《史記》”。
[39]王鳴盛說：“世家自陳涉以下，列傳自張耳、陳餘以下，裴于徐廣舊注外但襲取服虔《漢書注》、晉灼、臣瓒及蔡谟《漢書音義》，裴所自為者十無一二。
”[40]裴骃以後的注釋家注意力仍在《漢書》，“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棱，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蕭該，并為名家。
《史記》傳者甚微。
”[41]一直到唐初的顔師古，這些注釋家在注釋《漢書》時，都是采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種舊方法。
既然經學影響逐漸衰退，何以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卻又死灰複燃？
通觀前後，可以發現裴注一類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記載範圍基本都不出東漢到東晉這一時段。
王規所注《續漢書》、劉昭所注《後漢書》，記載的是東漢的曆史，裴松之所注《三國志》“事關漢、晉。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
”[42]劉昭伯父劉肜所注《晉紀》記載了西晉一代的曆史。
北魏宋繪所注王隐《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包括了西晉、東晉兩個時期。
劉孝标所注《世說新語》涉及的時期則正好是從東漢到東晉。
這是為什麼呢？我們知道，裴注的特點是以多家史書注釋一家之書。
這就意味着若要采用裴注的方法必需有衆多的相關史書可以用來參考。
漢末魏晉以來，這個條件是充分具備了。
據《隋書·經籍志》載，有關漢晉時期的著作很多，雜史類有《漢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