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阻，未敢輕舉”時，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舍此軀與二兄報仇！若不能報時，臣甯死不見陛下也！”端的是一位至情至性的英雄。
而作為三人之首的劉備，對“桃園之誓”的執着一點也不遜色于關張二人。
在張飛酒醉丢徐州，失陷劉備家小後，想拔劍自刎謝罪。
劉備奪劍勸曰：“古人雲：‘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願同死。
今雖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
固然，有些枭雄在創業的階段往往會以虛僞的言行來籠絡人心，如趙匡胤、朱元璋等，他們打天下時都有一班親如兄弟的臣子，但在稱王稱帝後，就一心想着如何鞏固自己的江山，往日的好兄弟早就抛到九霄雲外了。
劉備在這點上卻是值得敬重的。
關羽失荊州，為東吳所害，劉備決意伐吳，替關羽報仇。
趙雲曾谏曰：“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
願以天下為重！”劉備答曰：“朕不為弟報仇，雖有萬裡江山，何足為貴？”于是不顧趙雲、諸葛亮等的勸阻，一意孤行，終于招緻彜陵大敗。
以劉備曾經具備盡忠報國的政治家氣度，竟無法控制為弟報仇的感情沖動；以趙雲申明大義、諸葛亮運籌帷幄的理性之力，也不能改變劉備對兄弟恩義的執着。
劉關張為之奮鬥一生的蜀漢事業的逆轉就這樣緣自一次任性的沖動。
這是感情勝于理智的錯誤抉擇，它導緻了事業和個人的毀滅。
但政治上的失敗卻給劉備帶來了做人的成功，這種情懷确實可歌可泣，這種道德悲劇确實為世俗民衆唱出了綿延千古的理想和哀怨。
“忠義”同時也是維系整個蜀漢集團内部團結的紐帶。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賢相諸葛亮也是“忠義”的積極維護者。
《三國演義》對諸葛亮“忠義”品質的描寫是多方面的，是無處不在的，也可以說，“忠義”這條紅線是貫串于諸葛亮一生的。
為酬劉備“三顧”之恩，諸葛亮在八十萬曹軍壓境，兵敗樊城的危急時刻，不顧個人安危，隻身入吳，舌戰群儒，堅定了吳主孫權聯劉抗曹的決心，此乃他“忠義”表現之一。
劉備白帝城托孤時，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
”諸葛亮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此後他侍奉後主劉禅，雖然後主昏庸無能，但諸葛亮始終忠心耿耿，毫無怨言，履行了他對劉備的諾言，此為其“忠義”表現之二。
諸葛亮“忠義”的表現又何止上述所陳，本文不過舉其牽牽大端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劉關張和諸葛亮這種死生不棄的“義”是以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忠于劉漢王朝為依歸的大“義”。
這種“義”在一定程度上也涵蓋了“忠”。
恰如後來劉備三顧草廬時所說的：“漢室傾頹，奸臣竊命。
備不量力，欲申大義于天下……”此處的“義”就有“忠”的意思。
在《三國演義》中，所謂“匡扶漢室”隻是一種傳統的“忠”，對割據群雄來說，這隻是一種口号，“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呂氏春秋·貴公》）這種政治理論成為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武器。
在“關雲長單刀赴會”一回中周倉便有一語責魯肅：“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除此之外，孔明出使東吳嘲斥孫權時；張松勸劉備入主西川時；華歆逼獻帝退位時都闡明了這種理論。
因此《三國演義》中的“忠”隻有相對的意義，人們常常通過政治、倫理和功利的不同選擇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倒戈反水、擇主而事的現象層出不窮。
而“義”在《三國演義》中卻是絕對的。
馬超、黃忠的依附劉備，有别于魏延，前者雖屬無奈之舉但得到認可，而後者的主動行為卻飽受非議，世人謂之有“反骨”，原因就在于後者的行為被認為是“不義之舉”，用諸葛亮的話說，“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
”這在《三國演義》的道德規範中是不允許的，在《三國演義》中，“義”是判斷人品、判斷是非的最主要标準。
故而魏延救黃忠、殺韓玄、獻長沙三功合一，仍無法抵其“不義”之過，幾乎被斬，隻為劉備擔心“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才得以苟活，“義”這一标準的絕對性由此可見一斑。
也正緣于此，關羽華容道的“放虎歸山”，才會因其合乎“義”而被譽為“義釋曹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