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文理
遍覽上下五千年，自呂政一統，凡中原大亂，南北分治必是常态。
三家角逐，泰半昙花一現，若趙、晉之與成漢；明、清之與大順。
蓋因實力不均，雖得一時僵持，終究瓦解。
惟有東西二魏與南朝之鼎立可謂勢均力敵，垂為範本。
然漢末的三家分治無疑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大怪異現象。
論實力，料天下之民，吳蜀不能居半；論軍事，單單淮南之叛，魏國出動之兵力即足以使吳蜀瞠乎後矣。
在如此戰略條件下，僵局居然能維持半個世紀，無疑是一奇，而探究這一不平衡對峙局面的形成，則必須追溯到東吳君臣的一堂晤對。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自漢中敗退，三家分立的局面大緻底定。
秋八月，襄樊陸沉，七軍覆沒，關羽兵鋒所向，荊北土崩瓦解，中原從曹魏的後花園演變為最前線。
曹操為局勢所迫，不得不從關中趕來救火，雖解樊城之圍，然關羽據住漢水，遂成僵局。
曹操既被關羽拖住手腳，對虎視雍涼的劉氏蜀中主力自然鞭長莫及，若有三長兩短，後世周、齊、陳的經典鼎立無疑将提前上演。
①然蟄居江東的孫仲謀顯然對此不感冒，遂有白衣渡江之事。
于是關羽毀敗、秭歸蹉跌相繼上演，待塵埃落定，睜眼一看，大勢已定，吳蜀的命運亦已上了生死簿，餘下的無非是一二才智之士強與命争，知不可為而為之而已。
就某種意義而言，東吳君臣的一個決策已然注定了中國此後半個世紀的大勢走向，但由于“良史”陳壽一時的名不副實，後人不得不對這一重大曆史記錄重新推敲。
《三國志·呂蒙傳》載：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馀盡以屬蒙。
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隽、劉陽、漢昌、州陵。
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
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
蒙乃密陳計策曰：“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将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
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
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複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複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
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
然地勢陸通，骁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争，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
”權尤以此言為當。
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
按：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已平河北，羽自諸葛亮入川後獨鎮荊州，前後相去四年，何謂新定？②赤壁戰後，孫仲謀欲趁火打劫，兵進合肥，曹操親率大軍來敵；逍遙津之戰，更引來曹操的大舉報複，如是者三，謂操未暇東顧，豈非荒謬？且江東北進，一敗于匡琦，二敗于合肥，損兵折将，喪師辱國。
張文遠、陳元龍之輩，往自必克？居巢二十六軍之衆，聞不足言？③逍遙津一役，呂子明本人即忝為狼奔豕突的江東衆卿家之列，如此放話，不怕風大閃了舌頭？若孫仲謀若以此言為當，莫非好了傷疤忘了痛？若以此言為當，何以屢攻合肥而不止？莫非虛心接受，屢教不改？
故知，《三國志》此段記載，時間上大有問題。
建安二十四年，大緻與關羽水淹七軍同時，孫權再次進攻合肥，鬧得很兇，甚至連夏侯惇、張遼的二十六軍都不夠用，以至于諸州駐戍。
④倘若孫仲謀是做戲給關羽看，未免戲碼做過了點。
可見，此時的呂子明大緻尚未向孫仲謀剖陳北進西征之利，舍徐取荊亦未成為江東内定國策。
俄而關羽大破曹軍，中原一片沸騰，曹魏的統治中心邺城亦鬧出政治動亂。
曹孟德窮于應付，甚至打起了遷都的主意。
孫仲謀震懾于關羽的空前勝利，遂盤算做起兩頭買賣，一份效忠信投石問路。
曹操正在焦頭爛額，自然如沐甘霖，一拍即合。
兩家既簽密約，張遼、夏侯惇等皆被調回，甚至連諸州戍軍及一部青州兵亦被遣往中原戰場，防備東吳的兵力幾被抽調一空，甚至合肥成了一座空城。
⑤如此景象，呂子明稱之為“守不待言，往征必克”，恐非虛話。
孫仲謀的政治操守路人皆知。
與劉備結親，末了綁票阿鬥；與曹操結親，末了毆打親家。
即便此番與曹操結盟，見襄陽空虛，亦順手撈了。
⑥關羽再怎麼張狂，好歹也是十年風雨同舟的盟友，孫仲謀既能眼皮不眨得出賣，既然十年來最佳的北進良機就在眼前，試問他又會對“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曹操講什麼廉恥麼？既然孫某人能打着盟軍的招牌，順手撈了襄陽，現下比襄陽香美十倍的肥肉挂在鼻子上，此公會不食指大動麼？
故孫仲謀在此時與呂蒙商議取徐、取荊之短長，合情合理。
以孫權攻合肥之時間表為經，以曹魏徐豫守備之虛實為緯，大緻可以确定，呂蒙舍徐取荊之決策，定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十月，孫權稱藩，張遼諸軍西調之後，閏十月孫權西征之前。
⑦多餘的話：
舍開孫權取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