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着劉備集團的前途。
在此緊要關頭，諸葛亮沒有提出聯合孫權抗擊曹操的問題。
因為劉備集團力量微弱，自身沒有一定實力，也就沒有與有實力的一方進行聯合的條件，故在這時無法提出聯孫的問題，所以諸葛亮也隻得跟随劉備往蒼梧逃跑。
魯肅與劉備一行相遇于當陽。
他并沒有因劉備的失敗而灰心，仍然按照既定方案行事，“宣騰(孫)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并獻策說：“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于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事業”。
就在這時，魯肅明确向劉備提出孫，劉聯合抗擊曹軍南下的問題。
劉備聽從魯肅的意見，不去蒼梧，而率殘餘軍隊進駐鄂縣之樊口。
曹軍占據江陵，順流東下，形勢萬分緊急。
在這種形勢下，諸葛亮才對劉備說：“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将軍”。
這句話很有分寸。
諸葛亮并沒有說與孫權聯合抗曹，而是向孫權求救，希望得到孫權的援助，挽救劉備集團的危亡。
截至諸葛亮去柴桑之前，諸葛亮并沒有提出孫劉聯合抗擊曹軍遊說的任何方案，可是，有人卻說諸葛亮去柴桑之後，孫權才抗曹，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被人們稱為“良史”的陳壽，在叙述孫劉聯合抗曹一事時，前後不一，裴松之已發覺牴牾之處，指其“非載述之體”。
三諸葛亮阻劉備京口之行與魯肅建“借荊州”之議荊州殷富，又是戰略要地，所以，魯肅、諸葛亮都主張由本集團占有荊州。
于是，荊州便成了孫、劉兩家必争之地。
赤壁戰前，孫、劉任何一方都無力占據它。
赤壁戰後，當曹軍北竄，孫權軍隊主力正忙着與留下來的曹軍繼續作戰的時候，劉備一方面表劉琦為荊州刺史，使荊州在統屬關系上與孫權劃清界限，一方面向南開拓地盤。
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等都投降了劉備，廬江郡将雷緒亦率部曲數萬口歸附。
劉備搶在孫權之先占領了荊州的江南四郡。
這是劉備集團的一大勝利，對劉備集團的前途至關重要。
劉備集團的這一行動，顯然是在諸葛亮一貫主張奪取荊州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先主收江南諸郡，乃拜元勳”，以關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将軍，進駐江北；張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将軍；趙雲領桂陽太守；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将，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諸葛亮沒有辜負劉備的信任與重托，積極開展軍事活動，搜羅人才，擴充實力。
從此，劉備集團創建了根據地，走上了發展壯大的道路。
其第一大功應當是屬于諸葛亮的。
劉備集團占有江南四郡(包括襄陽、宜都)，并在荊州地區取得絕對優勢後，被部下推上荊州牧的寶座，成了大半個荊州地區的統治者。
與此同時，孫權任命周瑜領荊州所屬的南郡太守，程普領江夏太守。
這樣，在荊州地區就形成孫劉勢力交錯的形勢。
赤壁戰後，孫劉的荊州之争的第一個回合到此結束。
劉備在第一個回合中占了上風。
“權稍畏之，進妹固好”。
但這并不是孫劉争奪荊州的結束，而是第二個回合的開始。
孫權表面上承認孫劉分割荊州(不包括曹操控制部分)，聯姻固好，暗地裡卻對劉備施加壓力，使之陷于相當困難的境地。
後來，諸葛亮回憶劉備當時的處境說：“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
”逼得劉備難以忍受，感到處境“危急”。
建安十五年(209)十二月，劉備隻得親赴京口，面見孫權，“綢缪恩紀”。
以緩和緊張局勢，創造生存和發展的條件。
劉備去京口，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呢?《魯肅傳》說：“求都督荊州。
”就是說，要求把孫權占有的南郡、江夏郡劃歸劉備管轄，劉備希望成為荊州(不包括曹操占領部分)之主。
如果這個要求能夠達到，那麼孫權對劉備所造成的“危急”形勢也就随之而解。
劉備此行，事先經過研究讨論。
諸葛亮考慮到孫權不會答應劉備的要求，并将扣留劉備，因而堅決反對劉備去京口。
這表現了諸葛亮的謹慎小心。
劉備則富有冒險精神，他認為：“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
”斷然成行。
果然不出諸葛亮所料，劉備一到京口，立即引起孫權集團中一些人的反感。
周瑜一馬當先，主張扣留劉備，周瑜上疏說：
“劉備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