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先梅
《三國演義》作為一部世代累積型的作品,在長期的集體創作中,凝聚了中華民族“原型”思維的心理範式,召喚着人們意識深處沉睡的某種巨大的心理能量,因而能使我們“不由自主地被震動,仿佛被一種強大的力量運載或超度”,“我們仿佛不再是個人,而是整個族類。
”從而使我們“個人的命運轉變成人類的命運,個人融入了人類和曆史的長河中。
”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古代史詩的缺失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史詩。
然而,作為一部首尾圓合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的“硬傷”依然是讓人無法回避的話題。
其“硬傷”之一是小說中顯然存在着錯綜複雜的價值觀念,而與此相關聯的“硬傷”之二,便是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明顯的裂痕。
誠然,《三國演義》集體創作的過程決定了其特殊的文本,即“不是衆多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識支配下層層展開,這裡恰是衆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這給《三國演義》的文化解讀提供了多種可能。
如毛丹武認為《三國演義》中存在多元價值譜系,《三國演義》叙述中蘊含的深刻的矛盾和裂痕,源于作者複雜的價值譜系中各個因子之間的沖突,即“源于作者的社會政治理想、道德期待和曆史哲學之間的不和諧與分裂”。
陳文新則從小說文體的角度,分析《三國演義》是準紀事本末體、準話本體和準筆記體等各類文體的集大成,而“文體是社會群體的資産,群體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模式都隐寓在文體之中,當小說家選擇适合其作品的文體時,在某種程度上,他已失去了自我控制———文化慣例滲入了他的文體,以緻他的個人表達必定帶着附着于他所選擇的表達方式的意義。
”這些觀點皆能深入文心,觸及到文本中讓人心動的一脈,揭示了“衆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之間相互的關聯,但卻無法解釋這些意識和他們的世界經由羅貫中的編撰“結合在某個統一事件中”所形成的中國第一部完整的長篇小說在小說的文本結構和語義空間中所散發的讓人震撼的宏大氣息和深刻意蘊,而這恰恰是《三國演義》文本“冰山”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
于是我們的探讨就不能僅僅局限于任何創作個體和呈現群落分布的民間創作者,而應是促成《三國演義》文本形成的所有叙述者以及他們的文化視角、創作心态和叙述訴求。
因為,誠如人們所知,《三國演義》不僅取材于史料,還取材于《三國志平話》等民間藝術,而宋元之際小說、話本的勃興,城市經濟的繁榮是一個方面,落第士人與下層知識分子的參與和介人才是最重要的方面,他們淪落為封建倫理文化的畸零人,因而能以冷靜的思考,将自己的人生體驗及對曆史和命運的感悟熔鑄在《三國演義》這一載體中,折射出曆代士文化人格發展的影象。
由于它們源自遙遠的文化曆史深處,具有豐富的信息語碼和更深遠更廣泛的意義空間,從而賦予了小說永恒的魅力和挖掘不盡的思想源泉。
本文力圖從創作者文化心态的角度,對小說文本中價值判斷的前後不相一緻和人物形象的遊離予以剖析。
一、文化精神與“士”文化人格的分化
“士”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通稱,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崛起于春秋戰國時期。
當社會的複雜化程度日益加深,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之間出現複雜的多層面聯系,周天子的“家天下”也面臨着崩潰的邊緣,道德自覺的社會機制正逐漸地喪失,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出現了諸子百家争鳴。
諸子紛紛著書立說,宣揚自己的主張,辯駁他人的觀點,從而建構自己的學說體系。
也正在諸子争鳴的文化激蕩中,鑄造了中國古代具有某種文化“原型”意義的士文化人格。
但正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官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諸子源自不同的區域文化,代表不同的利益階層諸家之說,異彩紛呈,但有一點是相通的,即諸子的學術關懷最終都是指向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的建立以及新的社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