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風流人物”的空漠之感便油然而生。
這種空漠感在文人靈魂深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元蒙貴族的鐵蹄踏破了中原國土,盡管作為鞏固統治的權宜之計,元代統治者曾宣稱尊崇孔子,也選用了一大批儒生士大夫,但是,從總體而言,元代統治者對于漢族知識分子是輕賤、蔑視和懷有敵意的。
士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位于工匠娼妓之後,以緻于當時社會流行“九儒十丐”之說。
與此相應,科舉制度中止七八十年,這樣一來,曆代士人心儀的科舉功名被死死堵塞,在困厄卑下的境遇中,士人們要麼嘲風弄月,要麼退隐山林,以“身在此山外”的客觀冷靜和“慣看秋月春風”的“檻外人”姿态,審視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在失去重心的封建文化的廢墟上,尋求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但這卻使他們更深刻地體驗到“想秦宮漢阙,都作了蓑草牛羊野,不恁麼漁樵沒話說”的荒誕感,“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的蒼涼感以及“鼎足三分半腰裡折,知它是魏耶晉耶”的末世感。
對傳統理性和政治倫理的懷疑、漠視、厭惡乃至仇視的心理與情緒,執着地彌漫于士人群體。
可以說,宋元士人的心态一脈相承,形成一股曆史透視的合力,向社會各階層滲透,在宋元興起的“講史”藝術中,尤為明顯。
據《大宋宣和遺事》前集所言:“茫茫往古,繼往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一理。
”三國故事就是當時講史藝術的重要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通俗文學中,不是平民的價值觀念由下而上地浸潤士林,而是士人的文化曆史意識在不斷衍進的過程中由上而下地普及民間。
換言之,因其曆史題材的特殊性,包括《三國志平話》在内的民間三國故事的叙述訴求也正在于“看破”。
《三國演義》的編撰者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動亂時代。
明王圻《稗史彙編》中說他“有志圖王”,賈仲明《錄鬼簿續編》中稱:“羅貫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與人寡合……遭時多故,天各一方。
”當然,由于曆史資料的短缺,我們已無從考證“遭時多故”的“湖海散人”是否确實積聚了内心巨大的心理能量需尋求某種載體而予以發洩,一如左丘之作《左傳》,屈原之賦《離騷》,司馬遷之著《史記》,但從羅貫中為其書取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并題署為“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慨然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史作傳和敷演引申史志大義之意,大緻可以看出羅貫中本人的叙述訴求與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所記錄的三國朝代更替、群豪并起的曆史特質以及民間三國故事中浸透的文化曆史意識之間是怎樣形成了一種異質共振。
由此,我們便也不難理解,後人将明代楊慎浸透着曆史意識和虛無觀念的《臨江仙》(滾滾長江)置于篇首,其“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的審美視角,何以會取得與小說文本珠聯璧合,天衣無縫的整體藝術效果。
因為,《三國演義》的藝術建構,始自漢末,終至晉初,完整體現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曆史循環,正可作為封建王朝的一個縮影,無數士人的身影隐約其間。
因此,以三國曆史為載體,便可以對傳統士人文化心态作一次全方位整體性的展現和剖析,以發抒追古悼今之幽情。
小說的形成過程,即是不同的文化心态相互碰撞、砥砺的過程,是“自我意識在自我與他者的對話中的形成過程,是文化斷裂和轉型時期主體性的确立過程。
”《三國演義》中所透露的士人文化心态,包含了以下三個層級的内容:一是審視并展現了士人們積極用世的文化心态,這是《三國演義》的主旋律。
正所謂“豪雄角逐,分裂疆宇”(《三國志·袁術傳》),“群盜四方如蟻聚,英雄萬裡皆鷹揚”,“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第37回)。
劉備與關羽、張飛“桃園結義”,立誓“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第1回)曹操青梅煮酒,與劉備論天下英雄:“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第21回)呂布望門投拜:“大丈夫居天地之間,豈能郁郁乎久居人下”(第9回)周瑜舞劍作歌:“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第45回),以宏大的曆史視角“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