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人類抱負的本性”,“專心于不斷探索人的動機”。
二是以置身世外的态度對儒家文化心态予以批判、反省。
在小說中則是以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為代表。
崔州平明言:“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
石廣元以詩明志,舉姜子牙、郦食其為例,說明功業的虛幻及用世的徒勞。
而孟公威則以“群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的醜惡現實來吐露“吾侪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的緣由。
三是曆史虛無的空幻之感,這是浸透全書的一種心理情緒,小說文本的各部分陳述最終都指向這一命意。
從開篇的“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篇末“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使文中所有的叙述都納入“天道循環”的命運悲歌之中。
它涵蓋了前面兩個叙述層次,因而成為浸透全書的一種心理情緒,使小說的文本含義超出了文中所叙述的具體曆史事件,而烙上了人類共同命運的悲怆交響。
小說的叙述訴求也達到最大程度的實現。
三、《三國演義》士人文化心态與人物形象
綜上可知,在長期的創作過程中,由于創作者叙述訴求内涵的豐富性和流變性,使《三國演義》呈現出複雜的文化心态,這種文化心态包含着表現、反思和批判等多個交錯悖反的價值層面,構成了《三國演義》文本價值譜系的内在機制,并且強力地支撐和制約着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從而使人物形象的價值判斷也顯得異常複雜。
曹操,無論是就三國曆史還是《三國演義》小說而言,無疑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最早記載曹操事迹的《三國志》中,陳壽對曹操作了這樣的評價:“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
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内,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
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
由此可知,曹操之作為政治領袖,顯然不能歸入“草莽一流”,而應屬于“士人”階層,或者說,曹操所具有的雄才大略,正好體現了士人的價值期許。
小說中寫到當公卿大臣對董卓專權,漢室衰微而束手無策、痛哭流涕時,曹操在旁嘲笑他們“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的毫無用處,并提出暗殺董卓的計劃。
而擔負暗殺董卓這一艱巨任務的正是曹操自己,這顯然比那些腐儒們更具儒家的務實精神。
之後,行刺未成,便召集各路諸侯共同伐董,但因諸侯之間利害沖突,聯軍伐董,最終無果而終。
曹操旋即“挾天子以令諸侯”,占據了有利條件,審時度勢,滅掉了袁紹,統一了北方。
誠如曹操所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他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雖然受到曆代道德家的責難,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治國平天下”的效果。
可以說,曹操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人生履曆,正好體現了傳統士人的價值追求,使叙述者同聲相求而惺惺相惜,因而難免産生一種贊賞與傾羨之情。
小說中的曹操是那樣鮮活可愛:許田圍獵是那樣矯健煮酒論英雄是那樣豪邁赤腳迎許攸是那樣率直。
多年的沙場征戰,使他對生命的感悟如此強烈,月夜長江,臨清流而橫槊賦詩,《短歌行》道出了多少才人的憂思和寂寞!其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寫盡了天下士人的栖惶心境而“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無疑更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誠摯期待。
然而,在“皇權”的長期重壓下養成的奴性心理,又使叙述者們對危及皇權的“另類”人格保持本能的警覺,在“原罪”心理作用下,他們不自覺地流露出對曹操的恐懼。
于是,篡位的曹操被描述為“甯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血洗徐州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讓曹操割發代首,哭祭典韋,殺王垕,殺楊修,虛假僞善而人格分裂。
這實際上反映了士人在奴性化壓迫下被扭曲的靈魂,他們對于那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同類是那樣的陌生,因而不由自主地恐慌,因為,“儒教中國”的特征,不就是要将“人性”扼殺在搖籃中嗎?于是,中國文學畫廊中的“奸雄”誕生了,“奸”與“雄”绾結在一起,矛盾而統一,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