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不可調和的内在矛盾造成的人格分裂嗎?
當叙述者以儒家正統的目光剔除曹操這一形象的“另類”特征時,像是有意對比似的,他為我們塑造了諸葛亮這一“賢相”和“帝王師”的形象,并以劉備作陪襯,賦予劉備以“明君”的特點。
為使劉備更象一位正統“明君”,作者極力地渲染其貴族血統,并極力顯示其“仁”,以緻于讓魯迅先生覺得“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因為不這樣即有可能讓諸葛亮恪守的“君臣之義”蹈空,而且也難以理所當然地為諸葛亮戴上“皇權”的緊箍咒,使之具有“帝王師”和皇權奴隸的雙重身份,當然也就無法真實地考察儒家文化理想人格在道義與人性的夾縫中是如何處境艱難,以緻于最終人格扭曲和走向“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命運。
當諸葛亮隐居隆中,“或駕小舟遊于江湖之中,或訪僧道于山嶺之上,或尋朋友于村落之間,或樂琴棋于洞府之内”(37回),如同閑雲野鶴般自在逍遙,這正是士人們所心儀的隐逸生活。
其“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的人生格言無疑深得道家文化的精髓。
然而,諸葛亮身居隆中,卻并非遺世而獨立:“鳳翺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處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于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
”夢醒後的獨自呢喃也洩露了其心懷天下的心靈秘語:“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38回)乍看全然是隐者的口氣聲吻,實則透露了其對外在環境的警覺和關注。
所以,“隆中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爛熟于心。
因此,當其離開卧龍岡,囑咐其弟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
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蕪田畝。
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隐。
”就顯得牽強,然而,這不正是士人們“居廟堂之高,而神往山林,處江湖之遠,又渴望功名”的分裂人格矛盾心理的顯現嗎?
“三顧茅廬”确實極大限度地滿足了諸葛亮的功業心,他從此也就被牢牢地捆在了劉氏家族的戰車上,在“帝王師”和皇權的雙重壓力下,竭力克制和壓抑自己的本性。
于是,一座典範倫理人格的雕像立了起來。
為了維護現有的倫理秩序,他既能行兵布陣,又能呼風喚雨既能審時度勢,又能神機妙算。
靜如處子,動若矯兔抱雌守拙,以靜制動,對一切異己力量,迅速出擊,并且不動聲色,化有為無。
但他對付的不僅僅是敵人,還将太多的心力來駕馭“同志”。
魏延本是在劉備勢窮力孤之際投身效命的,他頗識兵機,智勇兼備,不僅能對戰術性、戰役性的行動思謀用計,而且還能對關系全局的戰略方針獨抒己見,提出重要建議然而,諸葛亮卻始終對其抱着深刻的成見,一口咬定魏延“腦後有反骨,日後必反”,不僅處處壓制他,而且處心積慮地企圖除掉他,以緻于魏延最終死于諸葛丞相的“錦囊妙計”中。
荊襄失守後,蜀漢政權受到強烈沖擊,君臣上下人心惶惶,在這種情況下,本應采取積極措施,收拾殘局,安撫人心,但他卻有悖于常理地采取了另一個意義深遠的步驟——殺掉劉封。
對于諸葛亮而言,此番決定用心良苦,既追究了劉封對關羽救援不力的過失,又掩飾了自己決策上的失誤,更重要的是清除了對劉禅地位的潛在威脅,将禦人術運用于股掌之間,出神入化,真正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這種智慧是生存的智慧,是士人們在現實處境中人生經驗的積累,當作者将其堆徹在諸葛亮這一形象身上時,卻适得其反地抽離了諸葛亮作為活生生的人的人性,難免使之少了幾分人性的溫度。
然而,對此,叙述者是毫不自覺的,作為失意的士人,他們對自己所缺乏的“生存智慧”是那樣充滿了迷戀,因而在小說中不惜大肆渲染而津津樂道,以緻于讓人覺得“在諸葛亮身上,凝聚了中華民族的集體智慧”。
當然,正如浦安迪所說,當“小說作者以史官的曲筆作風,運用巧妙的措辭,把讀者的視角巧妙地引向高尚志氣和英雄業績的單純表面與曆史判斷的潛在複雜性之間所存的差異”時,也就使得人物和整個文本同時獲得了對曆史進程和人類本性的深邃洞察力。
宋先梅,成都電子機械高等專科學校講師
來源：《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