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法家思想的諸葛亮也必然重視農業生産。
(二)重農是蜀漢政權統治的基礎。
《管子》指出：“田野之辟，倉廪之實”是發展經濟、鞏固國家基礎的根本大計。
傅築夫在論及中國古代“重農政策”時認為：“(重農)這個政策代表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最高利益，實行這個政策，是為了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服務的。
”諸葛亮是蜀漢地主階級的代表，他的重農政策最終是為蜀漢政權服務的，是為蜀漢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服務的。
隻有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穩定，才能保障社會的安定與國家的太平。
又“由于農業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生産部門，因而也是一切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它直接關系着人民的生存和國家的安危，所以重農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政治問題。
”由于農業在封建社會中的基礎性作用，也就決定了蜀漢政權地主階級的代表——諸葛亮，在執政蜀漢時，必然堅決采取“重農”政策。
故其認為“耕農、社稷，山林、川澤……所以務地之本也。
”
(三)重農是消弭農民起義的重要手段。
生于亂世中的諸葛亮對東漢末年的黃巾軍起義可謂耳熟能詳，所以他知道治理國家“不患貧而患不安”，對待農民要“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财”，才可富國安家”。
若“尅食于民，而民有饑貧之變，則生亂逆”。
縱觀諸葛亮治蜀期間，除了西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的叛亂外，其它地區，則是“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人民過着“安其居，樂其業”的安定生活。
所以作為封建政權統治的代表，諸葛亮是要維護地主政權的統治的，通過重農就很大程度上消弭了農民起義，削減了農民和封建政權之間的矛盾沖突，使蜀漢政權能将精力集中放在“内修政理”及與魏吳的對抗上。
(四)重農是應付災害的最好的辦法。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災害四起，民不聊生。
曹操用“铠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之，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來描寫當時戰亂後的慘景。
諸葛亮也認為“今諸侯好利，利與民争，災害并起，疆弱相侵，躬耕者少，未作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
”當時社會生産停滞，災害不斷，而應付災害最好也是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展農業生産，“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豫兇年”，做到“秋有餘糧，以給不足”，用以應付各種災害。
《三國會要·五行》中關于蜀國的災疫記載頗少，而同時期的魏吳兩國則是災疫較多。
這其中不能不說和諸葛亮始終重視農業生産有一定的關系。
(五)重農是蜀漢“富國強兵”，實現統一這一戰略計劃的物質前提。
《管子》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則地廣。
”這一系列連鎖反應，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要發展農業生産。
對于國小力弱的蜀國，隻有農業生産發展了，有足夠的糧食作為物質前提，才可做到足兵足食”，實現北伐曹魏，東征孫吳”，最終使“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諸葛亮對完成《隆中對》中所定戰略計劃的前提是非常清楚的，離開了農業這一經濟基礎，蜀漢根本就談不上“富國強兵”，根本就無法戰勝國力遠勝自己的魏吳，故其在《出師表》中明确指出“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認為隻有通過各項重農政策的實施，發展農業經濟，才有可能改變“益州疲敝”的狀況，實現“富國強兵”，最終統一全國。
(六)諸葛亮的重農與其早年的生活經曆有關。
諸葛亮出生在東漢末年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亮早孤”，後避戰亂，逃往南方，定居在南陽隆中，住的是“草廬”，并且“躬耕隴畝”長達十年。
在《出師表》中諸葛亮也自稱：“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
可見諸葛亮早年輾轉流徙，曾目睹了東漢末年戰亂中人民的生活慘狀，加之自身家道中落，迫于生計，不得不“躬耕勤苦，謹身節用”。
生活迫使諸葛亮同勞動人民有了接觸，使其了解到了社會下層人民的生活狀況。
面對百姓巅沛流離、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苦難生活，他不得不思索解決之策。
并逐漸地意識到:隻有重視農業生産，才能使得國家“足兵足食”隻有重視農業生産，才能使得人民“安其居，樂其業”隻有重視農業生産，才能使得人民“秋有餘糧，以豫兇年”隻有重視農業生産，才可以最終做到“民殷國富”。
譚書龍，安徽師範大學社會學院2003級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來源：《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