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英然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章回體曆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雖然反映的是三國時期重大的政治、軍事、外交鬥争，但卻掩蓋不住它濃郁的理想色彩。
這種理想色彩主要體現在諸葛亮這個人物身上。
可以說，自從宋代“說三分”遍及城鄉以來，諸葛亮就已經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被贊美的人物。
而《三國演義》又進一步強化了人物固有的道德與智慧的雙重因素。
這使得諸葛亮成為一個具有“事君之節”、“開國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術”的“完人”。
諸葛亮這一形象，既集中體現了普通百姓對于智慧、忠義、氣節的崇尚，也代表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由士而仕的人生理想。
諸葛亮這一形象的最終完成，不僅強化了小說“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而且成為小說最感人的情感動力之一。
作為智囊人物的傑出代表和封建社會賢相的典範，諸葛亮無疑給人濃厚的神秘色彩和超人色彩。
其一生的思想和行為，既體現了儒家倫理道德對其政治追求的滲透，又由于道家思想的熏陶而保持着自己難能可貴的獨立意識。
前者使他具備了成為“完人”的條件，後者成就了他獨立不移、飄然若仙的氣質與品格。
這種雙重人格本是不可調和的，然而卻又貫穿了人物的始終。
在他追求和表現其自身價值和社令價值的人牛路蔔袖既要依附權勢利用權勢.又希望保持相對獨立的人格意識。
這構成了諸葛亮思想性格的内核。
一、“臣亦擇君”的主動選擇
從27歲出山到54歲病卒于五丈原前線，諸葛亮的一生可以說都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蜀漢政權。
于是，有人喜歡用諸葛亮《後出師表》中的兩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來為其蓋棺定論。
認為諸葛亮一生操勞，甚至積勞成疾、抱恨歸天，都是受累于劉備的知遇之恩。
然而，與其說是諸葛亮感念于劉備的知遇之恩，從而自願奉獻了自己的一生，不如說這是諸葛亮對自己的人生道路進行自覺選擇的一個結果。
亂世出人才，霸業的競争往往表現為人才的競争。
曹、孫、劉三家之所以能夠各成一番霸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擁有了傑出的智囊人物。
從另一方面講，智囊人物也隻有依附于一個政治軍事集團，同時君臣相濟，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實現自己的抱負。
綜觀《三國演義》中的智囊人物，有的積極幹渴，追尋明主，如郭嘉、法正有的擇非其人，才華虛度，如陳宮、李儒有的則隐居高卧，以待天時，諸葛亮就是這樣的人物。
他是“鳳翺翔于千切兮，非梧不栖士伏處于一方兮，非主不依。
樂躬耕于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
正如周瑜面見魯肅時所說:“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
”而“臣擇君”則是需要胸襟和膽識、魄力和才華的。
小說中所描寫的“臣擇君”的典型又莫過于諸葛亮。
應該說，他在選擇劉備這件事上是十分慎重的。
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由于多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往往有着強烈的參政意識，追求一種由“士”而“仕”的人生之路。
在遭受人生挫折以前，很少有人能夠作出終老林泉的選擇。
諸葛亮亦然。
出山以前的他，雖然滿腹經綸，抱負遠大，但也不過是江夏的一介名士。
要想實現人生的價值和理想，他就必須依附于一個“明君”。
但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的浸染又使他骨子裡恃才自傲、敝展富貴，始終保持着清醒的頭腦、獨立的意識。
而調和他這雙重人格的媒介，則是他的積蓄已久、獨一無二的才華。
從這一點來說，他和劉備是在相互利用。
縱觀劉備“三顧茅廬”的整個過程，與其說是劉備在選擇諸葛亮，不如說是諸葛亮在選擇劉備與其說是在表現劉備的求賢若渴，不如說是在表現諸葛亮的超逸絕倫與其說是在表現諸葛亮的超逸絕倫，不如說是諸葛亮在自高身價與其說是諸葛亮在自高身價，不如說是在表現和傳遞他獨立不移的精神特質。
對此，毛宗崗在該回回評中說:“此篇極寫孔明，而篇中卻無孔明。
……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雅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為孔明，于此領略過半矣。
”應該說，這個顧請之難，正是日後劉備尊重、信任諸葛亮，從而心甘情願地賦予他重權的基礎，也是君臣之間最終能夠建立魚水關系的前提。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諸葛亮在與人君關系中的獨立性，這是他得以放手施展奇謀和韬略的重要條件。
那麼，諸葛亮為何要選擇劉備呢?其一，劉備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