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程度較深；“貴婦人，黨母族”，表明與烏桓等東胡族有點相似；“死則燒其屍”，表明與氏羌火葬之俗相同；“累石為室”，正是氏族的習俗。
冬則入蜀為傭，夏則反其聚邑，說明并非奴隸社會。
同時也表明這裡的民族還不是過着農業定居生活，而是半農半牧。
從他們深受漢族文化影響觀之，應該已進入封建時代了。
總的來看，這三個少數民族是比較能夠和睦相處的。
同傳又載：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
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
氏人勇戆抵冒，貪貨死利。
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鬥絕。
數為邊寇，郡縣讨之，則依固自守。
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
昭帝元鳳元年，氐人複叛，遣執金吾馬适建、龍韓增、大鴻胪田廣明，将三輔、太常徒讨破之。
兩漢時，武都郡屬益州刺史部，武都與隴西、天水（漢陽）及其臨近地帶，是氏族的基本根據地。
其中的河池縣在仇池山上，山上有池，“泉流交灌、“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壁立千仞”，形勢險要，物産豐富。
氐人質直勇敢，敢禦強暴。
故當西漢盛時，仍敢于一再反抗。
至三國時，以曹操之強，氐人仍敢塞道，阻操南下，操雖将其鎮壓，但仍畏氐人日後為蜀漢效力，“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
同傳接着又說：
及王莽篡亂，氐人亦叛。
建武初，氐人悉附隴、蜀。
及隗嚣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複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绶。
後嚣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
氐人大豪齊鐘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
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讨破之。
氐人雖也經常反抗漢政府加到他們身上的賦役負擔，但氐人人數既少，居地又十分分散，所以多被郡縣迅速擊破。
及至黃巾起義發生，史書多有羌胡起來響應的記載，可是很少提到氐人的動向，實際上，當涼州各族人民初起義時，即有氐人參加。
《三國志》卷36《馬超傳》注引《典略》言：“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信任奸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即是其例。
又如原為涼州各族起義領導人後來又墜落成軍閥的韓遂所以能在關隴從事軍事活動達三十餘年之久，亦賴有氐羌始終不渝的支持。
直到韓遂日暮途窮時，還經金城入氐王千萬部。
馬騰、烏超父子也頗得氐羌助力，如同前已引過的《魏略?西戎傳》所載：“興國氐王阿貴、百頃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
《三國志》卷9《夏侯淵傳》載：“建安十九年，夏侯淵使張邵督步騎五千在前……至渭水，（馬）超将氐羌數千逆郃。
《三國志》卷25《楊阜傳》言：“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辨，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
都是氐族人民被軍閥利用以争奪土地人民的事例。
由于氐人居住地介于魏蜀兩大勢力之間，所以兩國對氐族人力物力的争奪也不遺餘力。
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侯淵擊武都氐羌于下辨，收氐谷十餘萬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區以逼關中，乃令張既至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都是曹魏掠奪氐人糧谷和人口的典型事例。
在蜀漢方面，因地小人寡，更把争奪隴右各族人民當作先急之務。
由于蜀漢政權必須取得氐、羌各族的最大限度的支持，所以對待氐、羌等族的手段比較溫和，從而收到的效果也比較好。
蜀漢同羌族比較融洽的關系，前已叙及。
蜀漢與氏族的關系正複相同，這裡不再贅述。
現隻談一下氐人的欠缺之處，即氐人的民族凝聚力甚差，例如《華陽國志》卷7《劉後主志》載：
（建興）十四年（236年）……武都氐王符健請降，将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将軍琬憂之。
牙門将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無返滞，聞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将乖離，是以稽耳。
”健弟果叛就魏。
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廣都縣。
以上事件并不是孤立和罕見的，氐羌兄弟分種、各自東西之類的事，乃屬司空見慣。
前已言之，羌人“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
”這樣，弱時依附于人，難以圖強；強則分種，“無相長一”，力量亦由分而弱。
羌人如是，氐人更甚。
這就是氐羌所以難得有作為的重要原因。
可是，氐人多務農，長期與漢人雜居，因之氐人的文化也不斷增進，至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秦、雍各族人民群起反普時，即出現推選氐帥齊萬年為帝的事。
再往後八十餘年，更有氐王苻堅統一中國北方的盛大業績，凡此都說明氐、羌民族并不是終無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