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卷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
可是若按《叙例》說，應劭并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瓒”，應劭的注釋應稱為《漢書音義》。
姚振宗不同意顔師古的說法。
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顔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複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
疑應書、瓒書卷數相同，顔監但見瓒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
”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顔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
《叙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
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确認為《漢書》作注的隻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
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才出現的。
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俨、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
臣瓒于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
”[2]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衆多的注釋所做的總結。
注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将變的征兆二、裴松之《三國志》注
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在史學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裴注與漢末以來注釋家着重于名物訓诂的注釋有明顯的不同。
據沉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3]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曆史事實得以保存。
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诂，引證故實。
……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
”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4]楊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幹類。
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
[5]這些意見都是正确的。
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說：
臣前被诏，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
壽書铨叙可觀，事多審正。
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
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
上搜舊聞，傍摭遺逸。
按三國雖曆年不遠，而事關漢、晉。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
注記紛錯，每多舛互。
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阙。
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備異聞。
若乃纰缪顯然，言不附理，則随違矯正以懲其妄。
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務在周悉”、“補其阙”、“懲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主要目的。
就“補其阙”而言，裴注是達到自己的目的了。
《三國志》在許多關鍵處多語焉不詳。
如關于九品中正制的創立，《陳群傳》中隻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
”此外，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學、正始玄風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變化在《三國志》中也都記載不多。
若無裴松之的補充，我們對那個時代的了解遠遠達不到今天所能達到的程度。
裴注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
劉知幾說：
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
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6]
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
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
”[7]《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
”關于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以上對于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
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
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注的是，曆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诂的角度着眼的，為什麼裴松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8]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9]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
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
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緻。
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于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
”《比丘大戒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