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裡。
董卓率兵出，與孫堅激戰于皇陵之間。
董卓兵敗逃走，屯軍渑池。
孫堅接着進軍洛陽，又擊敗呂布。
孫堅的骁勇善戰讓董卓心驚膽戰，董卓曾對手下提起：“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
惟孫堅小戆，頗能用人，當語諸将，使知忌之。
”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劉表、孫堅才是心腹大患。
董卓的遷都長安，不能不說與孫堅有一定的關系。
進入洛陽後，面對“數百裡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怅流涕。
”同時，孫堅命令部下修複漢朝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開的各王公貴族的墳墓。
孫堅此番行為，也的确可以成為所謂“忠壯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陳壽《三國志?孫破虜讨逆傳》及裴松之注中，對孫堅稱贊有加。
雖然孫堅的某些舉動有些“獲罪”之嫌，但對其“忠壯之烈”都是毫不懷疑的。
（二）
近來有文章評論孫堅是賊子，筆者認為實在有些牽強。
以孫堅一生的作為來看，不但不符合事實，也有點太“擡舉”孫堅了。
因為通過後面的分析看，孫堅不僅沒有賊子的行為，也沒有賊子的頭腦。
其實說孫堅是個賊子，理由不外乎兩個：一是所謂“匿玺背約”；二是所謂跨境用兵及誅殺官員。
就這兩個指責，筆者試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約”，典出裴松之注《三國志?孫破虜讨逆傳》中。
《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
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
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将僭号，聞堅得傳國玺，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這兩個記載，都是裴松之在對《三國志》進行注引時加上的。
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
裴曰“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
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玺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寶藏傳國也。
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玺今尚在孫門。
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再者，《吳書》和《山陽公載記》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懷疑。
《吳書》的作者韋昭原本就是東吳的太史令，為增加孫氏政權“上順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三，衆所周知，陳壽在創作《三國志》時參考了《吳書》、《魏略》等著作，象“匿玺背約”之類的記載肯定是看過，之所以不錄入《三國志》，肯定是認為與事實不符。
試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發生，以忠、孝為第一道德标準的古人，絕對不會忽略的。
其二是有評論指出的所謂“當時孫堅不但離開本郡（長沙郡）用兵零陵郡及桂陽郡，甚至還離開荊州，遠征揚州豫章郡的宜春縣。
依照漢朝法律的規定「二千石的官吏，不但不得擅自發兵，用兵也不得出界」，孫堅違法犯紀，已有邈視漢室的不臣，萬一因此犯罪而丢官下獄，得不償失。
雖然孫堅很義正嚴辭地巧妙回避，俨然有獲罪無愧之大家風範，但是若把此時讨賊的官軍，比照起後來堕落成盜賊，此番義詞卻變狡辯，這正是孫堅一生忠奸之間的分水嶺。
”及“但是一但權臣擅兵又不受控制時，從野心及犯行而言，作為形同盜賊。
從孫堅後來誘殺荊州刺史王叡、斬首南陽太守張咨以及攻擊荊州劉表，這與當初會稽叛賊攻擊郡縣、荊州黃巾燔燒郡縣殺害長吏、涼州邊章及韓遂之叛亂、還有長沙區星率衆攻圍城邑等，并無太大的區别。
”這種說法從表面上看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忽略了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和孫堅的個人性格。
所謂的社會大環境是，漢末黃巾作亂，盜賊橫行，已經不是一個地區性的問題，而是東漢王朝的普遍現象，非一州一郡可以自行解決的，再加上當時東漢末年皇權衰落，因此當出現黃巾作亂、盜賊橫行之時，向其它地區派兵并非孤立現象。
據根據《三國志?朱治傳》中的記載，徐州黃巾作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