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飛扶劉備交椅上坐，于廳前系馬樁上将使命綁縛。
張飛鞭督郵邊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屍六段，将頭吊在北門，将腳吊在四隅角上。
有劉備、關、張衆将軍兵，都往太山落草。
痛快吧！整個一江湖好漢、草莽英雄！民間藝人可不管你曆史上是怎麼回事，怎麼痛快就怎麼說。
你也不能說它不好。
估計當時在市井街坊講述這個打督郵故事時，聽衆們一定是掌聲雷動，叫好不止，已經全然忘記了曆史上打督郵的故事發生在劉備的身上了，也就更不會去理會最後劉、關、張去落草為寇的結局又是不是符合劉備的性格了。
這也就是我們所說到的民間面貌：随心所欲、天馬行空。
不過，民間傳說始終是民間傳說，終究難登大雅之堂。
它還需要文學家們進行合理的加工和改造方能流傳于世，，文學家們也需要吸取曆史和民間傳說的養分，又要加以甄别和分析，進行再創造。
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謂延續性。
很明顯，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的時候，就綜合了史書《三國志》記載的故事和民間藝人們《三國志平話》的說法，創作出一個更加精彩而又合理的打督郵：
卻說張飛飲了數杯悶酒，乘馬從館驿前過，見五六十個老人，皆在門前痛哭。
飛問其故，衆老人答曰：“督郵逼勒縣吏，欲害劉公；我等皆來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門人趕打！”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徑入館驿，把門人那裡阻擋得住，直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将縣吏綁倒在地。
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麼？”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發，扯出館驿，直到縣前馬樁上縛住；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着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
玄德正納悶間，聽得縣前喧鬧，問左右，答曰：“張将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
”玄德忙去觀之，見綁縛者乃督郵也。
玄德驚問其故。
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督郵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終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住手。
傍邊轉過關公來，曰：“兄長建許多大功，僅得縣尉，今反被督郵侮辱。
吾思枳棘叢中，非栖鸾鳳之所；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别圖遠大之計。
”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郵之頸，責之曰：“據汝害民，本當殺卻；今姑饒汝命。
吾繳還印绶，從此去矣。
”督郵歸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
玄德、關、張三人往代州投劉恢。
恢見玄德乃漢室宗親，留匿在家不題。
在《三國演義》中，打督郵的還是張飛，但是沒有了《三國志平話》中“鞭督郵邊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屍六段，将頭吊在北門，将腳吊在四隅角上”的血淋淋場面，又删除了落草為寇的不合理成分。
從故事的編排到對人物的描述及合理性比《三國志平話》顯然高出了一個檔次。
我們仔細比較一下《三國志》、《三國志平話》、《三國演義》這三部作品關于這個故事描述的區别。
《三國志》所體現出的是一種史學家嚴謹和簡略的曆史面貌，《三國志平話》則體現出一種民間藝人對史料的延續和随心所欲、天馬行空的民間面貌，而《三國演義》卻又讓我們看到了文學家那種取之于曆史、改之于傳說、用之于作品的文學面貌。
三種描述，真是各顯風采、各盡其妙，三種打督郵，體現出來了三種意境，可謂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