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牧劉焉，是一個在後漢末年時期也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
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間又在權利的中心銷聲匿迹，跑到邊遠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滅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組織的黃巾起義，他卻和道教的另外一個分支---五鬥米道的首領張魯和平共處，還私自給了張魯一個督義司馬的官做；諸侯混戰打的是熱火朝天，他又躲在一邊無聲無息，靜觀其變；别人都在為争奪皇帝而勾心鬥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斷絕了與朝廷的聯系，還做了千餘輛皇帝使用規格的輿車；在有人彈劾他“陰圖異計”的時候，他又和馬騰上演了一出親王劇。
這一切與衆不同的表現，不禁令人産生了這樣一個疑問：這到底是個什麼人呢？本文根據陳壽《三國志》及其它相關史料來對劉焉進行探讨和分析。
（一）
劉焉（？—公元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潛江西北）人，東漢皇族。
年輕的時候在州郡為官，後來因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為中郎這樣職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
後來雖然因為自己的老師祝恬去世而辭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後擔任過洛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等官職，最後當上了九卿之首—太常這樣的高官。
通過《三國志?劉焉傳》的這段記載，我們發現劉焉的仕途之路和東漢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後裔劉虞的經曆差不多，從基層開始做起，一步一步成為朝廷重臣。
雖然不見劉焉在擔任這些官職時的表現和評價，但從後來他那個著名的設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議之中，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點蛛絲馬迹的。
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劉焉上書給靈帝建議：“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緻離叛。
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
”所謂“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聞名而身據要職的中央政府官員，再加上《三國志?劉焉傳》中提到劉焉在上書的時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體現出劉焉對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還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斷出劉焉在此之前的表現還是不錯的，還是具有一定能力的。
《續漢書》中說的更加明确：“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
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這也可以提供了一個佐證。
有人認為劉焉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是為自己謀出路而制造分裂，筆者認為這種提法隻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有欠公允。
首先，設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劉焉首創，在西漢、東漢都是有先例的，有其曆史依據。
其次，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被鎮壓後，随着地方割據勢力的迅速發展，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受到嚴重削弱，在這種情況下，劉焉這個建議提的也正是時候，對于加強集權、鞏固統治都有好處，《三國志?劉焉傳》中也明确提出劉焉是因為“睹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靈帝提出建議的。
因此就算劉焉想做一個交州牧，其原因也僅僅是《三國志?劉焉傳》所說的“欲避世難”，說他制造分裂，實在有點牽強。
至于說到劉焉因聽到侍中董扶說“京師将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而決定做益州牧，筆者覺得劉焉的初衷可能并沒有什麼改變。
試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後漢書?劉焉傳》中也有“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的說法）不做，非要到交州這個窮山惡水去“欲避世難”，這實際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開始就象史料記載的“陰圖異計”，他就會選擇一個比較富裕而且自己比較熟悉的地區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臉皮去求皇上答應去交州這個地方了，這樣做是要有相當的政治勇氣的。
結果沒想到漢靈帝還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激起農民起義，朝廷決定派人替換，劉焉還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應當說此時的劉焉還是沒有什麼野心的。
也許就象另外的兩個皇族後裔劉虞、劉表的做法一樣，造福一方，做點實事，也算是為家族做貢獻，無可厚非。
他的政治野心應該是在益州才逐漸産生的。
經過一番活動，靈帝終于任命劉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
臨行前靈帝還特别召見了劉焉。
《漢靈帝紀》稱：“宣示方略，加以賞賜，敕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隽、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為國生梗’”。
從這一段記載看，靈帝對劉焉是比較重視的，同時也說明了益州形勢的嚴峻。
劉焉得到任命後不久便離開洛陽前往益州。
這裡要提一句的是：劉焉去益州并不象他的另外一個親戚劉表一樣單槍匹馬闖荊州，而是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帶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馬。
主要人員的有三個：據《三國志?劉焉傳》記載：“（董）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韪去官，俱随焉。
”；另據《三國志?二主妃子傳》記載：後來在劉備蜀漢政權做過車騎将軍的吳壹全家也随同劉焉一同入蜀；另外，《三國志?呂乂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