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提到：呂乂的父親呂常原本是為劉焉送行的，但由于“王路隔塞”，後來也就留在益州為劉焉效命。
正當劉焉躊躇滿志，率領這一班部下趕往益州的路上，卻又因為道路不通，隻能暫時留在荊州東界（見《漢靈帝紀》）。
等到劉焉曆盡艱辛到達益州時，益州的形勢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二）
《三國志?劉焉傳》和《後漢書?劉焉傳》記載：由于當時的益州刺史郤儉貪婪殘暴，激起了以馬相、趙抵為首的農民起義，馬相自稱黃巾，迅速攻占廣漢郡下屬的綿竹縣（今四川綿竹東），并殺死縣令李升，進而進攻雒縣（今四川廣漢東），把激起民變的益州刺史郤儉也殺了。
起義軍“又擊蜀郡（今四川成都）﹑犍為（今四川彭山東），旬月之閑，破壞三郡。
”一時間聲勢浩大，巴郡（今重慶）的“闆楯蠻”（當地的一個少數民族）也參加起義，馬相自稱為帝，起義軍發展到十餘萬人，不久又攻陷巴郡，擊殺太守趙部。
起義軍的迅猛發展，引起益州豪強地主勢力的恐慌，以益州從事賈龍為首的官僚地主武裝糾集人馬進行鎮壓，在幾天之内就把起義軍打敗。
等到劉焉到達時，賈龍選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劉焉還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戰，不曾想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順手揀了一個大便宜。
于是，劉焉把州治定在綿竹，一方面獎賞平叛有功的賈龍等地方官僚、地主勢力，并任命賈龍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寬大仁厚的政策進行統治，安撫接納離散叛亂的民衆，《後漢書?劉焉傳》中提到的記載：“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筆者認為應該就在這段時期，“焉悉收以為觽，名曰‘東州兵’。
”這樣一來，劉焉的實力得到了迅速的擴充。
《三國志?劉焉傳》和《後漢書?劉焉傳》中都說這時期的劉焉“陰圖異計”，筆者認為可能說的太早了一點。
當時擺在劉焉面前有三大難題急待解決，他未必轉變的有那麼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勢力的協調。
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馬相起義立有大功的賈龍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強地主的利益。
而劉焉從洛陽帶來的董扶、趙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劉焉又接收了幾萬南陽﹑三輔民衆。
如何平衡這幾大勢力的關系是劉焉急需處理的問題。
以前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賈龍等豪強地主勢力和劉焉帶來的外來勢力也就是所謂東州士的沖突上，而忽略了董扶、趙韪所代表的另一種地方勢力。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先來看看董扶。
董扶在陳壽的《三國志》中出現的很少，而且語焉不詳，難以了解。
但是在陳壽的另一部已經失傳但被裴松之引用而有幸殘留的《益部耆舊傳》片段中有稍微詳細的記載（《後漢書?方術傳》中關于董扶的記載基本上是照抄《益部耆舊傳》的）。
董扶，漢末廣漢人，早年就非常有名氣。
“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谶。
遂至京師，遊覽太學，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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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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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
在随劉焉入川時就已經是蜀郡屬國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劉焉說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氣”這個大逆不道的言語，劉焉豈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号曰（緻止）〔至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
”的名望，豈會不被劉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團；至于趙韪，情況也大緻差不多。
雖然史料上找不到他的生平，但從劉焉死後，“趙韪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诏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有能力左右益州政局的情況看，估計在這段時間裡或主動或劉焉指使，也在努力發展屬于自己的當地勢力。
因此，筆者推測，後來劉焉對賈龍下手，很可能是因為董扶、趙韪所代表的勢力與賈龍的勢力發生沖突，劉焉看到無法協調，不得已采取的行動。
因為按照劉焉多年的政壇經驗，似乎不可能為了立威而去得罪能夠代表益州廣大豪強地主利益的賈龍勢力，這樣對劉焉在益州的管理沒有什麼好處，除非當時已經出現了另外一股能與賈龍勢力不相上下的地方勢力，劉焉不用顧及會産生較大的後遺症，才會放手一博。
從以上的分析看，筆者進一步認為：賈龍所代表的僅僅是一部分豪強地主的利益，其影響力遠沒有達到後來趙韪的地步，而且在賈龍勢力崛起的過程之中，極有可能同另一部分豪強地主的利益發生了沖突，所以董扶、趙韪才能乘虛而入，迅速團結這一部分的勢力與賈龍對抗。
至于有研究者認為劉焉集團的主體是南陽等地而來的東州士，而劉焉又是利用東州士與當地勢力的矛盾發難的說法，筆者認為似乎不妥。
因為這批人從幾個地區移民而來，劉焉也需要時間來進行整合，同時這批東州士在史料記載中也沒有出現什麼有名的人物，單純把矛盾全部推到這些人身上的說服力不夠。
筆者認為：劉焉是利用了董扶、趙韪所代表一派地方勢力與賈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