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為加強自己在益州的統治對益州的各大派系進行了一次有預謀的洗牌，借機鏟除異己。
而所謂的東州士隻是後來事件中的配角而已。
靈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劉焉發動突然襲擊，找了個借口殺掉了賈龍勢力中的王鹹、李權等十餘人，逼的賈龍等豪強地主勢力起兵對抗，引起益州局勢的再度動蕩。
不過，顯然這次以賈龍、犍為太守任岐為首的一派勢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準備而且已經做好精心布置的劉焉的對手。
雖然這時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賈龍等人，但此時的劉焉已經是羽翼豐滿，劉焉還特意“出青羌與戰”，連外族的力量都動用上了。
很快，賈龍、任岐兵敗被殺，劉焉得以解決了内部問題。
不過他做的不夠徹底，留下了很多隐患（這個最後将會談到，暫且不表）。
第二，周邊勢力關系的處理。
益州道路崎岖，劉焉基本上不用擔心來自其它地區各大勢力的威脅。
唯一讓劉焉不放心的是漢中的張魯集團。
張魯，和黃巾起義的張角一樣，同屬中國早期道教的領袖，隻不過是不同分支，叫做五鬥米道，又稱天師道，其宗教性質和張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
黃巾起義爆發的時候，五鬥米道的第二代領袖張衡也在漢中率衆起義，與黃巾起義遙相呼應，被東漢政權稱之為“米賊”，同屬于朝廷征剿之列。
雖然史料上沒有記載劉焉此去益州有沒有協助征剿五鬥米道的任務，不過劉焉也有責任和義務去協助打擊五鬥米道的第三代領袖張魯及其勢力，保障東漢政權的利益。
但是劉焉卻采取了與衆不同的做法，并沒有派兵鎮壓，反而私自給了張魯一個督義司馬的官做，暗中進行勾結，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據《後漢書?劉焉傳》記載，劉焉派遣張魯和别部司馬張修“将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殺到别人管轄的底盤去了，這就等于把張魯送上了漢中王的寶座。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局面呢？《三國志?劉焉傳》和《後漢書?劉焉傳》都有一個有趣的記載，說張魯的母親看上去年輕而又漂亮，又經常往劉焉家裡跑，所以劉焉才會有如此舉動。
似乎劉焉同張魯的母親發生了某種暧昧關系。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些不公平。
從當時張魯的勢力和劉焉的一生看，提拔張魯顯然是一種政治需要，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
劉焉利用張魯切斷了通往中原的最便利的通道，張魯則利用劉焉取得了漢中的控制權。
不過，不管是什麼方式都好，劉焉總算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解決了外部也就是和張魯的關系。
第三，同朝廷關系的處理。
劉焉利用張魯控制漢中以後，便讓張魯“斷絕谷閣，殺害漢使”，切斷了同東漢朝廷聯系的通道。
同時，劉焉還假惺惺地上書朝廷“米賊斷道，不得複通”，賣了一回乖。
不過，後來他在益州“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的事情還是傳到了荊州牧劉表的耳朵裡，劉表馬上上書告狀，說劉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劉焉就象當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書時一樣，被人當作聖人孔子了，實際上就是指劉焉圖謀不軌。
當時的獻帝接到劉表的上書後，立刻派劉焉的兒子劉璋前往益州規勸，劉焉一見兒子的到來，幹脆就把劉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長安複命（也有資料說劉焉“讬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此處以《三國志?劉焉傳》為準）。
這樣一來，劉焉雖然被皇帝給教訓了一頓，但遠在長安的兒子卻回來了一個，也算是有得有失。
盡管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但是東漢朝廷拿他也沒有辦法。
董卓專權時期，董卓曾經數次“征發，（劉焉）皆不至”，氣的董卓“收（劉）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系之。
”最後也沒敢把劉焉的兒子怎麼樣。
經過幾年的奮鬥，劉焉已經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遠，誰也奈何不了他了。
但偏偏在這個時候，劉焉做了三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讓後世者産生了一些疑問。
（三）
第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
這個事情前面已經提到，造成的影響很大，也牽涉了幾個著名人物，事情應該假不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從前面的分析看，随着劉焉自己在益州地位的鞏固，東漢政權境内諸侯割據愈演愈烈、東漢已經是政府朝不保夕，根本無力理會劉焉的所作所為。
劉焉此時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脹，雖然他沒有向袁術那樣公開稱帝，而是以這種特殊的方式表示對東漢政權的不屑一顧，以行稱帝之實；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件是《三國志?二主妃子傳》記載的“而聞善相者相後當大貴。
焉時将子瑁自随，遂為瑁納後”，因為聽了相面的說吳壹的妹妹（也就是後來劉備的穆皇後）有大貴之相而讓自己的兒子劉瑁娶之過門。
這件事情後來也成為陳壽職責劉焉“遽造輿服，圖竊神器”的罪證之一。
嚴格的說，陳壽的評價雖不算太離譜，但有點牽強。
這個評價有點不可全信，隻能說是有可能。
吳壹一家原本就是随劉焉入川，也可能是吳壹在鞏固劉焉地位的諸多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