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
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複何損耶？”（《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遂受之。
孫權還遣書向劉備請和，劉備盛怒不許。
蜀軍自巫縣連圍至夷陵，在長江南岸據險，立五十餘營，吳守軍節節敗退。
孫權乃命陸遜為大都督，督朱然、潘璋等五萬人拒之，并又遣使入魏答謝。
曹丕遣使使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等。
群臣奏曰：“荊揚二州，進貢素有典規，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之。
”孫權曰：“今西北将有戰事，江南百姓，有賴魏主保全，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皆具以與之。
蜀章武二年（222）春，劉備進屯猇亭，與陸遜形成對峙。
一方是身經百戰的老帥劉備帥領諸初出茅廬的後生，另一方則是嶄露頭角的新督陸遜督統諸久經沙場的前輩。
劉備設計挑戰，吳将皆欲迎擊，陸遜不許。
陸遜觀出蜀軍破綻，上疏孫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防，雖為易得，亦複易失。
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
臣今日争之，必令事諧。
觀備前後行軍，違背天時，多敗少成，不足為憂。
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棄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無甚良策。
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
”（《三國志·陸遜傳》）曹丕聞劉備于苞原隰險連營數百裡，說他犯兵忌，必遭敗績。
夏，陸遜見蜀軍疲倦，督軍溯流而上，分斷蜀營，舉火盡燒之，斬馮習、張南等，斃傷縛降不計其數；劉備回繞而走，逃遁魚複；黃權因退道被隔斷而降魏。
劉備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同上）劉備改魚複為永安；懼吳魏攜手來攻，遂向孫權求和。
孫權在觀望局勢，未予答複。
孫權加拜陸遜為輔國将軍，領荊州牧，進封江陵侯。
諸将欲乘勝進攻白帝城。
陸遜認為曹丕大合士衆，外托助吳讨蜀，内實有奸心，應還兵禦北。
孫權從之。
人們多認為，劉備發動的夷陵之戰是失策之舉，因為他違背了聯吳抗魏這條正确路線。
這種看法雖有道理，但也偏頗。
劉備已立國，當以治理為急務，但對損失荊州，難咽恥辱，也是可以理解的。
吳蜀之盟是權宜之計，時聯時破。
他的失敗與其說是因擅改戰略，不如說是由輕舉妄動。
首先，劉備忿孫權襲關羽而出征，這會使将士感到劉備是在徇私情，而不是為國家利益。
在準備發動一場戰争之前，張傳檄文，振臂口号，是鼓舞出征将士鬥志、動搖敵軍士氣的一種策略和手段。
顯然，劉備未能煽起蜀軍同仇敵忾的情緒。
荊州諸郡是劉備為匡複漢室曆盡艱險、權時交易所得，是蜀漢不可分割的領土，是蜀漢進一步一統天下的橋頭堡。
劉備應該以此為由，使将士皆知要為捍衛國家利益奪回失土。
其次，劉備不該拒絕孫權的請和。
兩家首次拳腳荊州時，劉備因曹操占漢中而向孫權提出均分荊州的和解方案，孫權接受，幹戈為玉帛。
兩家再次武鬥荊州時，孫權因懼曹丕乘隙而入而向劉備請和，劉備則應當予以考慮，視其條件而定。
若孫權遞的是一紙空文，沒有退還土地（至少是武陵和零陵）的條件，劉備可拔刀出鞘，提出索還，若屈之，兵不血刃收回一些失地，可為滿意，若遭拒絕，可再以此激發士氣。
再次，劉備排兵布陣不當。
曹操赤壁将二十萬衆搞為一團，有勁使不上。
而劉備卻将五萬兵弄成散沙，到處是空當。
劉備若将兵力分據所占的巫縣、秭歸、夷陵、佷山等城，利用半年時間進行備防，恐陸遜難有良計。
縱使劉備不能進取江陵，但可能會守住所占之地，基本相當原宜都郡。
最後，劉備不該忽視曹丕的作用。
三家競智力，但是這時最善變數的非孫權莫屬，劉備、曹丕皆遜之。
魏蜀始終處于敵對狀态，聯系甚少。
劉備從未像孫權那樣打出曹魏牌來解決蜀吳的矛盾。
劉備若遣使入魏，有可能說動曹丕與蜀夾攻東吳，分食其地。
這一戰機十分明顯，劉晔已出此計，換了曹操，十有八九會采納的。
劉備若使此計成行，至少可減輕防魏負擔，增加與孫權議和的籌碼。
總而言之，劉備最好不發動是役，但既已出兵，還是有取勝獲利的可能性，可惜他未能抓住戰機，結果丢盔卸甲。
陳壽評他有英雄之器，然機權幹略，不逮魏武。
他逃到夏口絕處逢生，時來運轉，好事成雙，及進克漢中大喜過望時，卻又趕上背點，禍不單行。
注一：《三國志·曹丕紀》注引《魏書》曰：孫權上書曹丕曰：“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
”《三國志·劉晔傳》注引《傅子》曰：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劉備僅以身免。
我認為前者近實，後者大虛。
參見第十一章論曹操在官渡的兵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