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兵，以最大限額十人出一兵計算，這時蜀漢當有人口二百萬。
這二百萬人口比劉備時的九十萬增加了一倍。
數字難免有水分，但人口得以恢複是事實，至少，諸葛亮有能力使大量亡匿漏脫者重新登錄著籍的。
但自諸葛亮北伐後，人口又開始減少，至蜀亡，人口與蜀立時相差無幾。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建興三年（225）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
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諸葛亮“西和諸戎，南撫夷越”之策得以施行。
但因諸葛亮把北伐當成迫切的頭等大事去做，故對南中隻能施以權宜了。
後鄧艾兵臨成都，劉禅欲南走，谯周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率從。
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
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複反叛。
”（《三國志·谯周傳》）可見，治夷失偏，蜀漢政權實際上隻控制着益州的北部，并未在南方獲得有效的支持。
諸葛亮輔政伊始，曹丕遣使入蜀，勸蜀向魏稱藩。
魏數位大臣亦緻書諸葛亮，欲蜀歸順。
曹丕這時與孫權斷交，故欲結蜀讨吳。
諸葛亮作《正議》篇曰：“昔在項羽，起兵無德，雖處華夏，秉帝王之勢，卒就湯镬，為後永戒。
魏不審鑒，今次之矣。
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
《軍戒》曰：‘萬人敢死，橫行天下。
’況我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臣僭拟者哉！”（《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諸葛亮集》）時諸葛亮正與吳修盟。
如前面所言，蜀采取連吳抗魏之計沒有錯誤，隻是應當機智靈活一些，不該一陳不變。
曹丕正恨為孫權捉弄，欲加報複。
諸葛亮若審時度勢，與魏往來，探其意圖，仍有兩家取吳的可能性。
而他卻擯棄此策，隻認準與吳結交，與魏相抗。
建興七年（229），孫權稱帝，遣使告蜀與劉禅并尊。
蜀漢官吏多謂孫權亦是僞立，交之無益，宜顯明正義，以絕同盟。
諸葛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吾所以不與之計較，求掎角之援也。
今若絕交，必為仇敵，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
彼賢才尚多，将相緝睦，未可一朝定也。
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
昔漢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忿者也。
今議者皆以權意在鼎足，不願與我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
何者？權智力不及北，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沔，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我大軍北伐，權上當與我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掠民拓土，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
若就其不動而與我和睦，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魏軍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
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乃遣使往吳祝賀孫權正号。
孫權與蜀訂盟，中分魏土，以豫、青、徐、幽四州屬吳，兖、冀、并、涼四州歸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一分為二。
孫權分魏不過是為自己稱尊讨好于蜀的假分，奈何不了魏什麼，若劉備、諸葛亮抓住時機與魏簽約分吳，那很可能會是真分，吳多半兇多吉少。
諸葛亮既然知道孫吳尚多賢能，将相和睦，不會速戰取勝，故對孫權僭越，要行以權宜，如此，那就更該曉得曹魏更多人才，更難攻克，更應施用變策。
他可能擔心，蜀連魏滅吳後，将因孤弱而難以久存。
這種擔心一般人都見得到。
連弱敵強雖為常計，但卻并非定律。
既然三國的最高戰略目标都是要統一天下，那麼結盟便不過是為各自利益而暫行的權變之計，而相互兼并，一決高下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
看清楚實質，蜀漢起碼應制定兩套靈活機動的戰略方針：一為連吳抗魏（正策），二應為結魏滅吳（奇策）。
選擇前者時，宜采取持久的均勢策略，以固鼎足；待強弱消長，再尋釁而動。
選擇後者時，就應考慮到積極開發治理南中地區（其實對蜀漢來說，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忽略對南中的治理），以備并吳時從此出兵交州，與順長江東下荊州之兵呼應，奪取荊交利益；亡吳後，即使強魏欲陵弱蜀，蜀得荊交之地，國境橫闊縱深，依山阻水，勢可一搏，無所畏懼。
周瑜、呂蒙都有消滅劉備，全據長江，以對曹魏的計策。
曹魏從來沒有制定過一成不變的先吳後蜀或先蜀後吳的戰略，它就是要滅掉二敵，誰好滅就先滅誰。
東吳一向是看風使舵，左右逢源，既願與蜀分魏，又念念不忘西擴。
唯蜀漢旗幟鮮明，始終堅持與強魏勢不兩立，且采取的又是急攻，而非久禦。
益州是天府之國，相對中原而言顯得有些偏遠，但并不僻陋。
自東漢末年戰亂，至劉備夷陵戰敗，益州才困憊不堪，險象環生。
諸葛亮開府治國，閉關息民，和好東吳，南撫夷越，使之複蘇。
但是，他是簡而行之，偏而行之，未能有深思遠慮。
他閉關息民，不過是為了得以喘息，獲取一些實力後，便緻力于北伐了。
他和好東吳，除了相掎防禦，主要還是想有鉗形攻勢。
他南撫夷越，施的是權宜計，使其略安，不大亂即可；不但沒有用心力經營，反而要使屢輸物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