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異救蜀,留平、施績駐南郡為機動。
吳軍聞蜀降,外托救援,内欲襲羅憲。
羅憲堅守,吳兵不得過。
吳聞鐘會、鄧艾敗,有兼蜀之志,先後遣步協、陸抗西上。
羅憲向魏告急,司馬昭遣胡烈侵西陵,以救羅憲,吳軍乃退。
可見,羅憲守軍隻有數千,不是重兵;劉璋乞劉備而亡,劉禅求東吳,再生的希望我想是十分渺茫的。
姜維無險以據,與蜂擁而上的魏軍難以進行野戰。
時霍戈駐守南中,多說萬餘兵。
姜維與劉禅退至南中,與霍戈會合,面對外敵和内叛,恐怕也支撐不了多久。
原因很簡單,劉禅不像劉備,而似劉璋。
胸懷大志的劉備有折而不撓、化險為夷的本事,昏暗無能的劉禅可能隻剩下敗落家業、喪權辱國的能耐。
平庸即不是君主的料,非等劣到桀纣的地步才許亡,無甚道理。
勾踐複國有之,秦滅六國亦有之。
縱使劉禅願學勾踐,而司馬昭不會效夫差;縱使谯周可為申包胥,而吳主不是秦王。
隻見亡而再生,無視強混六合,這顯然是偏執一辭。
劉禅把社稷當兒戲,故他不會死社稷,卿大夫為行将就木死位,沒有什麼意義。
漢亡天下三分,晉立三國歸一,這一分合的格局是随由同而異的演變而形成的。
相同的是,曹操、劉備、孫權三人打天下的才能不相上下;其子孫喪失基業的昏愦亦難分伯仲。
相異的是,曹魏在衰落時被強盛的司馬氏家族所替代;孫吳亦出現了可以拯救危難的陸氏家族,如陸機所言,“元首雖病,股肱猶良”(《三國志·孫皓傳》注引陸機《辨亡論》),但是陸氏最終沒有起而執政,不過是延緩了一段孫吳覆滅的時間;劉蜀到後期似乎沒有能與司馬氏、陸氏相匹的家族,元首搖搖晃晃,股肱亦疲軟不支,最先敗亡也就不足為奇了。
孫皓最後用薛瑩、胡沖計降晉,裴松之在《三國志·孫皓傳》末亦注引一段孫盛的評論。
孫盛曰:孫皓淫虐放縱,酷虐衆生,晉絕其祚,如湯武革命,漢高奮劍,是順應天意。
孫盛這時沒有譴責薛瑩和胡沖,也未提亡國複國的事情。
孫皓雖近桀纣,但終有悔過之意,勾踐就以悔過自新而稱奇,孫盛似乎亦可指點一下孫皓尚可南遁交州,或泅渡夷洲、朱崖等地。
孫盛為東晉學者,東晉偏據江東,類于蜀漢,志欲收複中原,故其學者的觀點不免偏頗。
其實蜀吳皆由不治相繼滅亡,蜀因甚巨,先走一步,吳後來居上,随塵而去。
吳得暫存若幹年,是幸遇鄧艾、鐘會之變及司馬昭死。
司馬昭受诏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十郡,加九錫;聞蜀平,乃表鄧艾為太尉,鐘會為司徒,并為萬戶侯。
鄧艾擅專蜀政,司馬昭不滿,使監軍衛瓘喻其須以事相報。
鄧艾據《春秋》之義,認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鐘會、衛瓘奏其悖逆。
鹹熙元年(2**)春,诏書檻車征鄧艾。
鐘會遣衛瓘先行收之,随即入成都,獨統大軍,威震西土。
鐘會自謂功高蓋世,不欲複為人下,遂與姜維謀反。
他欲使姜維将蜀兵出斜谷,自率大衆随後,既至長安,便水陸并進,五日可抵洛陽,天下可定。
司馬昭料到鐘會不會是善者,借防鄧艾為名,乃使賈充将萬人先入漢中,而自統兵十萬向長安。
鐘會得聞大驚,知是沖自己而來,遂呼親信起事。
伐蜀時,鄧艾、鐘會二将無隸屬關系,并受司馬昭節度。
鄧艾為征西将軍、都督隴右諸軍事,軍階最高,因對伐蜀持過異議,故為偏師;鐘會因贊伐蜀,故為主力,但又為司馬昭所疑,而出為鎮西将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軍階次鄧艾一級。
司馬昭既然作此制衡,也就不會不在諸軍中安插親信。
時郭太後死,鐘會悉請諸軍将校為質,矯太後使其起兵廢司馬昭遺诏示之,脅以服從。
衛瓘及鐘會帳下督丘建洩露風聲,諸軍士兵蜂擁而至,殺死鐘會、姜維。
鄧艾兵追鄧艾出檻車,衛瓘遣将斬鄧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