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胸懷就會豁然開朗，象江河沖出狹谷進入大地，激蕩咆哮一變而為坦然平靜，以它那甘柔的汁液，滋潤一草一木。
善于進行心理位置交換
即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努力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身處地，将心比心。
俗話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進行心理位置對換，就能理解和體諒别人。
官渡之戰結束後，曹操從袁紹的圖書案卷中檢出一束書信，都是許都和曹軍中暗通袁紹的書信，有人建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
”如果曹操照此辦理，則人人自危，曹操的陣營頃刻便可能瓦解。
聰明的曹操非但沒有嚴肅追查，反而解釋道：“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遂令把密信付之一炬。
這一英明處理，必然使許多人吊着的心頓時踏實，從此心懷慚疚，感恩戴德，更加忠誠地追随曹操。
嚴于自責
寬于待人，嚴于自責，則别人的缺點在自己的心中就會縮小，對别人的缺點錯誤就不會耿耿于懷。
蔣琬是諸葛亮選中的接班人。
史書記載，他不計個人榮辱得失，待人、辦事公道，很能容人。
有一次督農官楊敏在背後說他“辦事糊塗，不及前人(指諸葛亮)”，便有“傳聲筒”轉告了蔣琬，還乘機煽風，慫恿懲罰楊敏。
蔣琬卻說：我确實不如前人，不要計較這件事情。
在這裡，如果蔣琬用放大鏡看待自己的能耐，用顯微鏡看待楊敏的議論，那事情就會沒完沒了，必然湧起一場迫害别人的軒然大波。
不聽流言蜚語
人才常常在形勢的危急關頭挺身而出，在時代的風口浪尖嶄露頭角，在社會變革的洪流中顯示才華，因此他們最容易首當其沖，招緻各種各樣的非議。
還有的人很注意利用人才不可避免的短處和錯誤，借機發難，大做文章。
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才跌落和葬身在流言蜚語的罪惡深淵之中。
“翻車倒蓋猶堪出，未似是非唇舌危”，流言比置人死地的橫禍還要可怕。
因此，作為一個領導，不輕信流言常常是容才、護才的前提。
當曹操南征張繡兵敗奔跑時，夏侯惇所領的曹操谪系部隊青州兵“乘勢下鄉，劫掠民家”。
于禁在這慌亂時刻果斷命令本部軍隊沿途剿殺青州兵，以安撫鄉民。
青州兵倒打一耙，迎上曹操哭着拜在地上，聲言于禁造反，曹操聽後，整理部隊，迎了上去。
于禁見曹操帶諸将到來，不是先去分辨，而是射住陣腳，安營立寨。
因為他認為“分辨事小，退敵事大”，張繡兵馬追到，若沒準備，無法拒敵。
果然，剛剛安營完畢，張繡兩路大軍殺到，于禁一馬當先出寨迎敵，殺退追兵，并且追殺一百多裡，反敗為勝。
事後，于禁向曹操禀明情況，曹操很是感動，又是稱贊，又是獎賞，又是封侯。
曹操在此聽到流言蜚語，雖心有驚慮，但并未貿然确信，事後又能問明情況，賞罰分明，值得人們引以為訓。
合理要求部屬
孔子曾主張“尊五美，屏四惡”。
所謂“四惡”，他老先生解釋道：“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緻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入(即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大意是說：不進行事先教育而隻知道處死，叫做殘虐；平素不加督促而臨時要看成績，叫做粗暴；開始不抓緊而突然提出限期，叫做奸訛；給人财物不要象小氣的管事出手吝啬。
這裡強調的是平時加強教育，要求嚴格合理。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們自然會差錯疊出，防不勝防。
這無異于置人于被動境地。
至于《三國演義》中的周瑜，限定諸葛亮三日裡造出十萬支箭來，主觀動機就是為了借機除掉别人，那更是管理工作中所絕對不能允許的。
寬容不僅是指缺點，更包括失敗。
勝利常常和創新并存，成功多半和冒險同在。
創新便要研究新事物，解決新向題；冒險就需要在荒野上踏出一條路來。
但普天之下，從古到今，沒有這樣的聖人：對于新事物、新問題一目了然，駕馭自如；而在荒原上探險，失足跌交在所難免。
正是從這個角度講，“容忍失敗”是管理者必須具備的品質。
(六)“置之死地而後生”——“危”的激勵
《三國演義》曾記叙和描寫兩個機械照搬兵書而失敗的戰例：一是徐晃的“背水列陣”，二是馬谡的“紮寨山頂”。
他們所套用的用兵原則都是孫武所提出的“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是這條著名的軍事原則站不住腳嗎?非也！在這條著名的原則中，“投”、“陷”是指揮員自己的主動行動“亡”、“死”并非絕對的“亡”、“死”，它要求指揮員根據主、客觀的種種情況，造成—定的危急環境，從而激發部卒萬衆一心、拼死奮戰、促成矛盾的轉化，最後化險為夷，轉敗為勝。
而徐晃、馬谡不問主客觀條件，不用奇正相輔，不看地形地利，不設法造成矛盾轉化的條件，卻把部隊投放在真正的“死”地，當然難免一敗。
《三國演義》裡同時寫有運用這個原則赢得勝利的動人篇章，那便是姜維第三次北伐中原之際。
卻說姜維率軍渡過洮水，然後背水列陣，迎戰魏軍，并且奇正互用，暗中派兩支部隊繞到敵人身後，相機策應和包圍敵人，隊伍列好之後，魏軍四名将領出戰姜維。
姜維略戰數合，便撥馬望本陣敗退，魏軍大隊人馬一齊趕來，眼看蜀軍遲到洮水邊上，再也無路可退了，姜維便大聲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