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急矣！諸将何不努力！”蜀軍聞言一齊奮力殺回，魏軍敗退，繞到魏軍身後的兩路人馬也乘機包抄，大獲全勝，斬首萬餘。
現代心理學研究證明：人們在險惡之際，既會不遺餘力地奮鬥求生，發揮潛在的能量，爆發出異乎尋常的勇氣；又會自動放棄平素的偏見和隔閡，團結一緻。
所以尉缭子主張，要想方設法把軍隊變成必死之“賊”一般，如此就能背水一戰，無所畏懼，一以當十，所向披靡。
這條原則對于解決某些企業管理的重大難題，對于促進企業的再生和發展，同樣是一條有效對策。
危機，有時可以為企業提供發展的機會，可以轉化為企業的優勢。
(七)“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道”的激勵曹操起兵之初，曾提出以“道”駕馭和驅使文武群臣。
通觀《三國演義》中的“道”，大緻有’以下幾種含義：
一是志向、理想
曹操陳留起兵，向各郡散發讨伐董卓的檄文，表示要“扶持王室，拯救黎民”；劉、關、張桃園結義，焚香發誓“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
這些正是古書中所講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中的“道”，它表示一個人的志向、理想。
二是規律、法則
《三國演義》開卷第一句就講“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徐庶所唱的“天地反覆兮，火欲殂(漢朝将要滅亡)”，諸葛亮所說的“天時”等，指的都是中國古代哲學上所提出的“道”，它表示抽象的規律和法則，反映一個人的世界觀。
三是政治主張、路線
曹操在讨伐董卓的檄文中聲言：“誓欲掃清華夏，剿戮群兇”，提出了統一天下的政治路線。
劉備處處注意“躬行仁義”，動辄打出“漢室宗親”、“大漢皇叔”的金字招牌，表示要“以甯社稷”，“重興漢室”，目的在于把自己打扮成“王道”、“仁政”、“正統”、“統一”的代表。
這是《三國演義》中所指的另一種含義的“道”。
四是道德、義理
曹操招兵，在大旗上寫上“忠義”兩字。
劉、關、張桃園結義中信誓旦且說：“背義忘恩，天人共戮。
”劉備三顧茅廬時向諸葛亮表示“欲伸大義于天下”。
諸葛亮舌戰群儒時痛斥薛綜：“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
公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
”這裡的忠、義等，表達的正是那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道德規範。
“道”在《三國演義》中，是卓有成效的激勵手段。
曹操的一道檄文，博得了天下十七路諸侯響應；一面“忠義”大旗，引來了“如雨骈集”的應募之士。
桃園的旦旦信詞，使關羽對劉備“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終于為劉備“斷首捐軀”。
《三國演義》中的“道”，其内涵盡管和我們今天所提的世界觀、理想、路線、道德、規律有根本的不同，但它作為一種激勵部下的手段，卻是一條古今不易的真理。
這是因為，“道”是人類最高層次的精神追求，對于文化思想修養較高的人來說，更是最優勢的需求。
一個人能否有動力，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由此決定的價值觀、理想、信仰和道德。
樹立了積極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能産生概括性最強、作用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前進動力，從而在任何環境和條件下，具有飽滿的勞動熱情，自覺的工作态度，不屈不撓的毅力，慎獨自約的品格。
近些年來，西方企業極力倡導和培植“企業文化”或“企業精神”，就是企圖通過共同的價值準則、精神追求和團體意識等盡可能地統一和調動職工的意志和熱情。
一個當代中國的企業家，應該堅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職工的思想素質、政治素質和道德素質，使之認清自己的曆史地位和曆史責任，逐步樹立起正确的世界觀、價值觀，在兩個文明的建設中發揚無私的奉獻精神。
如果忘記這些，便是丢掉了激勵人心的威力最強大的法寶。
缺乏動力或不恰當運用激勵手段的結果，會造成行為挫折，使人喪失工作和前進的動力，産生消沉和消極情緒。
所謂消沉，是喪失希望和信心後的精神狀态和行為表現。
信仰、目标、榮譽、歸屬、利益等，可望而不可即，就會使人希望破滅，由此而出現的，必然是安于命運，渾渾噩噩，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所謂消極，是不滿和煩悶的精神狀态和行為表現，其結果是起反面作用和不求進取。
目标、榮譽等該得的得不到，不該得者唾手而得，就必然使人産生消極抵觸情緒。
信仰、道德是産生于客觀現實的。
如果一些企業領導，口頭上高喊為“主義”而獻身，為四化建設做貢獻，為企業興旺而奮鬥，實際上卻以權謀私，大搞官僚主義，就必然使廣大職工産生“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看破紅塵，精神不振，喪失工作和前進的動力，甚至扼腕歎息，産生消極抵觸情緒。
消極和消沉，是搞好企業管理的反動力和破壞力。
有效地防止消極、消沉，正面運用各種激勵手段，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它要求現代管理者在履行管理職能時起碼做到兩點：一要以身作則，号召下屬做到的自己首先要身體力行；二要一視同仁，公正地給每個職工提供報償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