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争是綜合國力的較量，強大的财政是支撐戰局的關鍵，漢武帝對匈奴用兵，無不是調用國家全部資源，而準備期長達十五年。
所以諸葛亮的北伐，給曹魏的經濟帶來了巨大壓力，從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出諸葛亮威武自強，上兵伐謀的大戰略成果。
諸葛亮一伐中原時，曹叡命大将張郃帥馬步精兵五萬出長安，同時命大将軍曹真總督關右諸軍十幾萬，前後用兵者達二十萬。
二十萬，什麼概念？我們以司馬懿征遼東來算。
當初司馬懿讨伐自立燕王的公孫淵，出兵四萬人。
而就這四萬兵馬，朝廷負責内務的大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
”行四萬之衆尚遭非議，動用二十萬則不可想象。
諸葛亮撤軍後，曹叡诏告天下，并特地發布到益州說：“自朕即位，三邊無事（注，獨諸葛亮那一邊有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而（諸葛）亮驅略吏民，盜利祁山。
…..（諸葛）亮也小子，震驚朕師。
”這段文字雖然是昭示皇恩，貶低西蜀以王化之，但行文之處不難看出，曹叡其實想境内安甯，可諸葛亮的北伐又确實是其心頭之患，所以曹叡出兵抵抗非其所願。
也許大家會認為保家衛國不是有邊疆大吏嗎，而且軍隊數量遠在蜀軍之上，何必屢屢出動中央軍？其實不行，這可通看《晉書.宗室傳》。
司馬孚曾上表朝廷說：“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辄不及事機。
”司馬孚一語道破天機，其實是諸葛亮每次進攻關中，當地駐軍抵抗不住，不得不調用中央軍，這和張郃、司馬懿每次救火的情景相吻合，有一次曹叡還親口對司馬懿說隴西之局勢，非卿不可當之。
因此，魏朝廷出兵抵抗諸葛亮北伐确實是國庫開支的大頭。
張郃一伐時救援人馬是五萬，二伐時達三萬，而且天子曹叡也是屢出王師，第一次抵達長安，第二次駐守河南郡，可見諸葛亮對其威脅。
而另一方面，王師屢出，耗費糜廢！沿途跸道、驿站、行宮開支可謂鋪張，而張郃人馬的減少也可部分體現實際負擔的沉重。
同樣以司馬懿四萬人馬征遼東而言，曹叡曾解釋道：“四千裡征伐，雖雲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
”可見當時朝廷軍費的捉襟見肘。
曹叡征遼東是把寶壓在了司馬懿身上，但當四萬人到遼東後，遭逢大雨，而且一時半刻沒有軍事成效，朝廷又有大臣認為朝廷開支拖不下去，應該诏還司馬懿。
朝廷内部意見如此反複不是單一曆史現象，如果貫穿前後，可見諸葛亮北伐之作用的顯現。
從公元二三四年秋諸葛亮病死到公元二三八年春司馬懿出長安征讨，相隔僅三年，當初動軌便發五萬中央軍加上十幾萬邊軍的朝廷連出四萬兵還要反複讨論，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可見曹魏的經濟或朝廷财政收支在與諸葛亮的長期軍事鬥争中背上了沉重包袱。
三伐時，曹魏朝廷因種種因素（當然很大原因是因為經濟因素，以下有論）未動中央軍，結果邊軍雍州刺史郭淮便丢失了武都、陰平二郡，而諸葛亮也見好就收。
諸葛亮在四出祁山時，對于是否調動中央軍，曹魏大臣中開始有意見了，認為“亮軍無辎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還有的說建議先割“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
”但無論哪種意見，大臣都是反對朝廷動用中央軍的，原因很簡單，負擔太重！可這次，皇帝一句也不采納，再次抽調中央軍增援前線。
“前後遣兵增宣王（司馬懿）軍，又敕使護麥”。
在減輕朝廷負擔時，司馬孚的計劃是“遣冀州農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
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
”這就是祭出兵屯的殺手锏！目的是以邊軍力量自給自足，而不動用中央财政。
這時，關中大饑，司馬懿也上表調冀州農丁移屯上邽。
可此番計劃，又被諸葛亮打破，不但丢了上邽左右的熟麥，而且損失近萬人，那五千冀州農丁全部泡湯，而且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