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被蜀軍割了去。
曹魏西線戰局愈加被動，戰區已經陷入“關中連遭賊（諸葛亮的蜀軍）寇，谷帛不足”（《晉書列傳二十六卷》，同上）的局面。
司馬懿被迫嚴防死守，這時蜀漢大臣李平（即李嚴）因運糧不濟，矯诏召回諸葛亮。
暫緩了國家危機。
最後一次，諸葛亮将軍隊推到距長安僅六十公裡的渭水南岸的河灘平原——五丈原，諸葛亮招呼東吳出兵策應并緻信給東吳丞相顧雍談五丈原地勢，其處河濱之上，地勢平坦可屯田（語出《水注經·渭水》），也采取兵屯方式，竟然和魏國當地百姓，利用魏國土地聯合屯田，準備持久戰。
這一對魏作戰新思路讓曹叡更加震恐，特派大臣辛毗下诏不讓魏軍出戰，司馬懿也是深谙聖意，和諸葛亮對峙于渭水，同時在一次外交來使的洽談中得知諸葛亮“食少事繁”，認為諸葛亮“不能久”。
于是堅定了死守之心，哪怕受婦人巾帼。
秋，天薄蜀漢，諸葛亮果死，曹魏去一心腹大患！蜀漢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内終止北伐，隻到姜維掌權。
諸葛亮死後，曹魏君臣全部長舒一口氣，三個月後曹叡大修宮室，開始了後半生的驕奢的生活。
其實當初曹操給曹魏留下了充足的軍需，當他推行屯田制，效果明顯，“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
”（《晉書食貨志》，下同），在平定袁氏後，能做到征收田租和戶絹“藏強賦弱”。
可到了文帝曹丕時，物價開始飛漲，黃初二年，曹丕便因為谷子價格貴，罷除了五铢錢（漢币），竟然倒退到“使百姓以谷帛為市”，也就是以貨易貨的狀态，這表明國家金融徹底失去信譽。
明帝曹叡時物價繼續攀升，而且由于以貨易貨的狀态時間長久，人間巧僞漸多：有人把谷子泡水，再來換布匹賺黑心利潤，而賣布匹的也不含糊，拿很薄的絹來賣換當年的谷，可見國家經濟混亂的地步！也就是說即金融失控後，國家經濟秩序也徹底混亂！曹叡被迫進行市場整頓，可結果卻無效，“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國家經濟繼續失控。
加上“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
為此“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也就是全部有資格上朝的大臣來嚴肅的探讨國家經濟問題）決定是否重新啟用五铢錢。
以上的反複原因很簡單，因為“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
”這“戎車歲動”表明了諸葛亮的北伐給曹魏經濟帶來的重創。
将曹魏的經濟的受搓完全歸于諸葛亮北伐的功勞似乎牽強，但吳蜀兩國頻繁襲擾，确實給曹魏經濟發展蒙上陰影。
相反，諸葛亮理政時期，蜀漢的經濟狀況卻好于曹魏和東吳。
諸葛亮将蜀錦出口（對魏、吳、越南、羅馬出口）作為軍費來源大頭，而蜀錦的生産卻是國營，不累及百姓。
同時他還大力發展鹽鐵業，将武器裝備精良化，步兵、弩兵戰鬥力獨步三國，也因此有了決敵之資。
而諸葛亮在傳統賦稅大項如田租、口算、更賦類未見有增加，因此沒有激起民變，緩和了階級沖突。
而當初，曹操征關中馬超，導緻河間蘇伯、田銀起義，引發幽、冀州響應；征漢中時，南陽百姓因為攤派的徭役太重而宛城及其周圍大别山山區、郡縣起義等。
這類情況在諸葛亮時期卻沒有出現。
因此，從經濟發面，弱小的蜀漢以威武自強的姿态對曹魏關中經濟區實行了毀滅性打擊，迫使曹真、司馬懿盲動滅蜀計劃覆滅。
關中經濟區是曹魏傳統經濟強區，一旦關中受累，則動發全身，最終放緩了曹魏全國經濟複蘇的走勢，諸葛亮北伐實是上兵伐謀之策。
諸葛亮死後，蜀漢一度自守，使曹魏陸續在全國範圍内大規模屯田恢複國力，終于至正始年間實現了經濟複蘇，在淮南經濟區一帶形成了規模宏大的軍事集結以及戰時軍需生産的集中地，為統一天下奠定了物資基礎。
但就在這時，“高平陵政變”引發了“淮南三叛”，曹魏統一步調再次受阻。
注:“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
”出自資治通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