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個“亡國之昏君，喪邦之庸人”的看法~。
一.首先得提出，劉禅并不能下定義為一個“賣國求榮的小人”。為什麼不是？很簡單，他沒有賣國。他隻是降敵之主，受辱之人。當然，好在鄧艾為作宣傳并未辱他。但他的确于人于己活得不光彩。他的行為為什麼不叫賣國？因為在當時的家天下觀念來看，作為一國之君，歸他管的地盤就是他的，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所以他隻代表他個人意願，也是強加于人民的意願，他做主。賣國是一種背叛的行為，而以當時觀念來看他的行為不具備背叛思想。他投降也就是他個人意願在得到支持或無人能勸阻的發揮的表現。戰與降都是他的表現，這不存在賣國，當時的魏、蜀之間也不涉及到任何民族矛盾，隻是兩大軍閥搶地盤，搶地位。賣國的說法肯定就顯得太牽強。其次，他是投降之君，最起碼連他個人都覺得不光彩這還存在求榮？安樂公所可以享受到的也許要比蜀國皇帝所可以享受到的差許多。他也沒必要為享受而降。他求生而投降這也許是求降的初衷。因為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是“臨戰為首者不降，戰敗不赦。”所以說他投降就是想死得晚點，死得好看點吧！榮對于他說他幾乎沒沾到吧！他得到了榮，可是他的行為不叫賣國。二.劉禅的确不是仁君。但也不能說他不義。為什麼？姜維之降乃計也，姜維之降劉禅非可左右也。姜維不願降，不願背不義之名，可如劉谌一般自刎以報國，或逃流誓不為奸賊之臣民。也就是說，姜維降魏不能說是劉禅陷他于不義，是姜維忍辱負重的表現，是姜維心懷複國之心的表現！姜維的骨子裡透着一個忠字啊！怎麼還叫不義？姜維未有不義之事，那劉禅怎有陷人不義之為？怪哉！劉禅的不義表現到可體現在他不聽劉谌的慷慨忠義言而怒斥其，命其離開朝堂。因為不聽忠義之言，那行的就是不義之事，才叫不義之人！
三.劉禅的确不是個會為人民着想的君王，什麼納妃充後宮之數一類的明擺着是昏君的表現。可是作者“況且，在曆史上還沒聽過，哪個帝王投降是為了百姓着想的，那些漂亮話隻不過是為投降找台階下而說的。”的說法有些偏激。的确，家天下，衆人生死為一人，衆人煎熬為一人。為王為帝的是幾乎不會着實為人民着想，在敵人投降後自己假意地誇獎，為他找說辭也是有安撫之意。但是一味的說沒有這類事就不對了。先不舉例子，作為君王，他自己也是人，畢竟有感情。如果他在朝堂之地并不是一味的去踐踏人民的話，他也會由衷地去安撫人民讓人民過好些，從中也可以得到更高效的剝削成果，可是一旦他對人民動了真情的話呢？他是不是也會在面臨滅頂之大敵是為人民考慮一點點呢？其實在那樣的情況下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作者此處思想在下不得不提出以糾正。
四.不贊成把谯周與黃皓混為一談！
谯周其實是一個學者形象的人物并不适合政治。但他力勸二主（劉璋、劉禅）投敵（劉備、司馬昭）被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批評為“：人知馮道之惡，而不知谯周之為尤惡也。……國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為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唯恐劉宗之不滅，憯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聞一谠言之獻，徒過責姜維，以餌愚民、媚奄宦，為司馬昭先驅以下蜀，國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祿；非取悅于民也，取悅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服上刑者唯周，而馮道末減矣。”如果谯周真的惟恐劉宗之不滅的話他為什麼要勸劉璋降劉備？為何不使二家相鬥盡死乎？《仇國論》為勸後主養國故不得不把姜維做為靶子，難到他要直接責怪後主？二劉、曹氏、司馬氏的本質有什麼不一樣呢？好玩，如果說司馬昭對于漢對于魏是亂臣賊子，那劉邦對于秦呢？劉備如果“興複”漢室後皇帝由誰當，到時候誰撇開名義不是亂臣賊子？封建思想看待封建統治是局限的，是片面的，我們不該誤入歧途，應該像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一樣運用腦髓去吸收！那麼既然不能說谯周是賣國之人，與黃皓同流，他又是什麼呢？現在這個答案大家應該是很清楚的了。人言“當事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是“當局者迷上迷，旁觀者迷上清。”對事物的看法和評論，對錯是相對的。同時，當時人評過時事，不以為喜，不以為傲。
現在人的思想觀念和文化背景都與那1800多年前的封建主義社會相差太多了。所以現在人看曆史，尤其是三國這一類N的N次方老久的事更要擦亮眼睛運用腦髓去看待，不該加過多個人思想，曆史沒有那麼多如果！否則那就不是正确的評論曆史了！劉禅的确扶不起，但這應該是緣于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等的綜合原因。對于劉禅這個話題至少一點可以肯定，在他眼裡的皇帝和在他爸爸眼裡的皇帝不一樣。所以當法也不一樣。大家再想想，一個16歲一般的娃娃（未行觀禮）懂什麼制國？再說，讓兩任丞相像寵自己兒子一樣，甚至比愛親兒子更親的感情寵了23年，一個人還能有什麼作為？這又是一個錯中複雜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