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經濟的擴張并沒有成為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水利和農業諸葛亮在荊州隐居時，即“躬耕隴畝”，說明他看重農事，并不視之為賤業。
劉備得益州後，自己常征伐在外，而委亮以足食足兵的重任。
諸葛亮自建安十九年（214年）進入成都，至建興五年（227年）上表北伐，移駐漢中，在蜀中施政治國達十三年之久，他着重處理的“務農殖谷”、“育養民物”諸事中，首先是維修與保護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在古代，流經今四川灌縣的岷江由山地進入平原，常有水災發生。
戰國時，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協作下，以竹籠裝石堆砌成都江魚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既調濟了水量，又便利了澆灌，築成著名的都江堰。
都江堰古稱“都安大堰”，亦稱“湔堰”。
左思《蜀都賦》名之為“金堤”。
至西漢文、景二帝時，蜀郡守文翁，又加以整修，于是工程更臻完善。
《水經注》卷33《江水》說：“蜀人旱則借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馑，沃野千裡，世号陸海，謂之天府”。
《水經注》接着又說：“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
可知諸葛亮對此偉大工程是十分珍視與維護的。
諸葛亮之興修水利，主要着力在漢中方面。
漢中盆地西起令陝西勉縣，東至洋縣，東西長百公裡，南北寬十至三十公裡。
《華陽國志》卷2《漢中志》稱：“厥壤沃美，賦貢所出，略侔三蜀”。
劉邦為漢王時，都于南鄭，劉邦東伐，蕭何居守漢中，足食足兵。
漢末，張魯據有漢中，史稱他“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民夷便樂之”。
史又言：漢中“戶出十萬，财富土沃……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
足證漢中是三國時比較安定富樂之區。
及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降張魯，多次北徙漢川之民。
劉備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雖奪得漢中，但史言其“得地而不得民”。
今人撰文亦有言漢中人口幾被操遷徒一空者。
實際上，操之移民北遷決不會如是之多。
但漢中盆地靠近南北交通要道地方的居民較前減少，則是促使諸葛亮必須在漢中興辦軍土屯田的原因之一。
漢水自西而東橫貫于漢中盆地，其衆多的支流也給興辦屯田和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方便條件。
據《清一統志》言：蕭何曾在今漢中市北修築了山河堰，以截流褒水，灌溉農田。
諸葛亮勸農于黃沙時，又對山河堰進行“踵迹增築”。
其他市縣地方志亦有諸葛亮修建和整治水利工程的傳說，我們雖不敢指出何者為真，但諸葛亮為了供應急需的軍糧，在漢水及其支流附近興修水利自屬意料中事。
據近年考古發掘出的古堰渠、陂池遺址和陶制陂池、陶稻田等文物證實：蜀漢時期漢中水利事業還是相當發達的。
特别是在臨近北伐要道上的堰渠遺址，更可斷定與諸葛亮的修建整治有關。
由于蜀漢統治者注意興修水利，加上前面所說的諸葛亮積極推行屯田，自耕農因所受官吏豪強的額外役使和榨取有所減輕，從而使他們得以維持簡單的生産和再生産，所以蜀國的農業生産獲得了一定的發展。
袁準稱贊蜀漢“田疇辟，倉廪實，器械利，蓄積饒”（已見前引），即可說明蜀漢社會經濟當然主要是農業經濟呈現出的一派繁榮景象。
左思在《蜀都賦》中盛贊成都平原“溝血脈散，疆裡绮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連接，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桔柚之園。
”反映了成都平原溝渠交錯，稼穑興旺，稻浪滾滾的如畫景象。
當時的廣漢、綿竹一帶，是農業高産區，稻稼能夠畝收30至50斛。
據《晉書》卷47《傅玄傳》載傅玄言曰：“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
”北方水田猶能畝收數十斛，則作“為蜀淵府”的綿竹等地畝收30至50斛，當非誇大之辭。
不過那時斛小，所謂畝産30至50斛，也不過當今之畝産780—1160斤左右而已。
諸葛亮所以能把蜀國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外，也賴有益州殷富作為物質基礎。
兩者相互推動和影響，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汗水滴灌着益州的大地，從而在三國紛擾的戰争年代，蜀漢的農業仍有一定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