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國古代政治家中确實是一位佼佼者。
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和為追求天下統一大業而鞠躬盡瘁的奮鬥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風範,确實使人敬佩。
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處。
對于諸葛亮其人,曆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曾有過不少評述,可惜由于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為賢者諱”之類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願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對待和使用蜀國大将魏延問題上更是諱莫如深。
《三國演義》中“魏延腦後有反骨”這一說,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
這就須從曆史本來面貌來辨其真僞。
這裡我隻就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劇發點議論。
在漢末軍閥割劇、群雄争霸的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的劉備是很有抱負和膽識的,他深知人才之難得,懷着求賢若渴的心情禮賢下士,不惜“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來做自己的得力助手。
當時劉備已是47歲的皇室将軍,而諸葛亮則是27歲的書生,而就是這位“鄉下知青”在見面時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對》的戰略決策。
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對》裡分析和預測到魏、蜀、吳三分天下的曆史趨勢,并從政治、軍事、内政、外交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說它是蜀漢開國的奠基石,無愧于千古奇策的贊譽。
這個戰略決策的執行開創了劉備事業的新局面,問題是諸葛亮沒能根據後來的形勢變幻發展及時修正其中已經過時的一些計劃和設想。
《隆中對》提出:據有荊、益之後再逐鹿中原,“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将軍(指劉備勇率益州之衆出秦川”,這就是說,在占有荊州之後,應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鉗形之勢向曹操軍事集團進攻。
看來,這個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無可厚非,問題是後來秦川與宛、洛在政治、經濟地位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荊州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如果隻憑益州兵馬出秦川進擊曹魏,走當年劉邦“暗渡陳倉”的老路,是很難取勝的。
再則,在“赤壁之戰”12年後吳蜀聯盟已經嚴重破裂,鎮守荊州的關羽剛愎自用,違背聯吳抗曹的外交國策對荊州極為敏感和重視的孫吳聯合曹操以“讨關羽自效”,派呂蒙、陸遜抄關羽後路,“白衣渡江”襲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陽進駐宛城,并令徐晃率大軍增援被困襄陽的曹仁,同孫權南北呼應夾擊關羽,緻使關羽兵敗臨沮,身隕麥城。
劉備為給關羽報仇,感情用事,軍事指揮不當,結果蜀軍又遭“火燒連營”之敗,損兵三分之一,元氣大傷,逐鹿中原的雄圖已經難以實現。
探究起來,原因固然很多,主要還是當時政治、軍事、經濟重心已不在關中,而在宛、洛、許昌地區。
占據秦川關中固然重要,但荊州的戰略地位已比漢中、秦川重要得多。
荊州失,蜀軍必會被封閉在秦嶺、大巴山和巫山一線以内的崇山峻嶺中,在戰略上處于極不利地位。
然而,據守荊州的蜀漢大将關羽居功自傲,辱罵東吳為加強吳蜀聯盟而“結親”的來使。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就批評關羽是破壞吳蜀聯盟,導緻蜀之頹亡的始作俑者,這可能言之過重,但關羽對損害吳蜀聯盟應負很大的責任。
然而以劉備之雄、諸葛之智,對荊州戰略地位對蜀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使關羽孤軍遠懸,未給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劉封、孟達之軍向關羽靠攏,更沒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遊)的張飛、江州(重慶、涪陵一帶)的趙雲兩支戰鬥力較強的精兵去增援關羽,應當說是最重要的失誤。
難怪陳壽在評諸葛亮時說:“應變将略,非其所長欤!”
公元223年,劉備病危,白帝托孤,諸葛亮受命于危難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穩定了局勢,并在“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獎勵農桑,與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漸恢複了元氣。
其後兩年“六月渡泸”、“七擒孟獲”,安定了後方漸漸又開創了一個“田疇辟,倉廪實,器械利,積蓄饒”、“吏不容奸,人懷自勵”的有所作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諸葛亮率十萬大軍拉開了“六出祁山”北伐戰争的序幕。
這場戰争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