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了六、七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諸葛亮一開始就失人失策。
當時蜀軍雖銳,但在兵力數量上處于劣勢,在戰略地位上為險峻的秦嶺山脈所阻,利守而不利攻。
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出奇兵制勝,速戰速決。
在這一點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諸葛亮謹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
那麼,當時是不是沒有人提出過卓越而可行的戰略方案呢?不是。
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對北伐的路線提出過異議。
他根據敵我地形、戰術原則等因素提出:“聞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
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懋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
長安中惟有禦吏、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
”這應該說是個比較周全的戰略方案。
如果采納這個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精兵奇襲,直搗長安,再在斜谷大軍配合下,勝利是很有希望的。
就是諸葛亮的主要對手司馬懿在事後也說:“諸葛亮平生謹慎仔細,不肯造次行事。
他卻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可見魏延的主張是可取的。
可惜孔明把這斥責為“輕躁冒進”,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結果大好時機被喪失了。
諸葛亮對魏延似乎有點偏見,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個“萬全之計”,竟将“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馬谡任為先鋒主将,硬是強調什麼“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無虞”,兜大圈子自漢中向西繞道陽平關,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萬大軍在崇山峻嶺中緩慢笨拙地前進,使廣大将士的體力和糧秣無益地消耗在長途跋涉之中。
這樣的進軍使魏方得以喘息,從容地作好迎戰準備,深溝高壘,以逸待勞,緻使蜀軍失去時機。
馬谡終為張所敗,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計”之後隻好南歸了。
其實,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馬谡,諸葛亮要負主要責任。
從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當時的戰略重地,街亭之戰也是關鍵性戰役。
街亭失,“進無所據”,退無所守,隻得被迫放棄已取得的隴西三郡,退守漢中,導緻整個北伐的失敗。
照理說諸葛亮應親臨前線督戰,但他并沒有“親屆街亭”他的指揮部應設在街亭附近,但卻設在大老遠的祁山,在當時通訊落後的情況下,指揮不靈是必然的。
《尉缭子》說:“立坐之陣,相參進止,将在其中”《孫子兵法》雲:“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以千裡而應戰。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六韬》雲:“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将,将不服禮,無以知士卒寒暑”。
這說明,将帥要與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氣。
毛澤東在讀《三國志》時批曰:“觀人觀大節,略小節,略小故,亭初戰,宜親屆街亭,緻敗,後戰亮卦诰小！閉飧隹捶ㄊ槍蛻羁痰摹Ｊ潞笾罡鹆了渥髁恕白暈遺饋?請将自己貶為右将軍行丞相事,嚴懲了馬谡,但隻承認自己“用人不當,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總結自己戰略戰術上的錯誤。
就是對“用人不當”似乎也認識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議。
在其後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來老一套的進軍路線,不敢取“循秦嶺而東“、大膽深入敵後的戰略。
結果隻能是在司馬懿堅守不戰的對策下使蜀軍呆望于堅城之下。
看來,諸葛亮一生确實謹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
戰略戰術上的謹小慎微必然導緻用人标準上的“知偏頗”、“求全責備”。
盡管他在用人上比較能不拘一格“選賢任能”,如拔龐統、蔣琬于小縣,起楊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謹慎”的作風似乎就喜歡那些謹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對于那些有點個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卻往往因其小而失大。
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點,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終隻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僅作為借用力量。
這種存在戒心的用人态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
不僅對魏延,對其他确有所長又有些缺點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