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自己的理想或政治目的造成的感情上的推崇來分析問題。
諸葛亮作為出生低微,又位極人臣,是中國古代唯一在生前和死後都享有完名的權臣,如果用對偶像推崇的态度來說事,那後世出于政治目的被推崇的關羽也偉大的絲毫說不得喽?所以偶認為,還是客觀冷清的看待三國志等史料的原始記載,不要用後人的一些說法和習慣思維作論據。
4。
大敗後再次動兵以恢複爵位:如果諸葛亮首次大敗是真心的忏悔和貶職,為何還“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這件事姑且算諸葛亮自認除了他自己,他人均無能北伐,而為北伐才不放權的話(“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
那麼試問,在首次遭受失敗後,不認真吸取失敗教訓,不注重戰争後國家人民需要修生養息的需求,沒有好的戰前準備以及明确的作戰計劃,諸葛亮又在同年冬天,匆忙的發動第二次北伐,這又不是乘勝追擊,古往今來,實在是少見這樣大敗後急迫頻繁發動第二次戰争的事例。
如果不用為撈取功勞,以堵衆人之口盡快恢複自己的職位,這樣的動機來解釋如此行為,還有什麼明的理由能解釋這樣匆忙的發動下一次戰争的動機嗎?最後這次北伐因糧盡無功而返,說明準備不足,正是因為作戰準備的時間倉促,動機不純才造成如此勞民傷财的結果。
北伐還于舊都的口号和所謂氣魄,是需要發動每一次戰争時,詳細的戰略計劃支持的,諸葛亮在這之前到有很像樣子的隆中對,可到自己真的帶兵時(劉備在時除了一次進益州,諸葛亮基本沒有多少帶兵打仗的機會)除了第一次稍微像點樣,後來的所謂“北伐”卻從未見分兵幾路,先攻哪裡後攻哪裡,準備多少天攻下(準備糧食),這樣最基本的作戰計劃,純粹是騷擾式掠奪一些人口,暫時占領幾個城市。
有人會說弱小的蜀國如果不持續主動進攻,就會馬上被魏國消滅,但史實告訴我們,諸葛亮死後北伐曾經中斷,蜀國還是完好的存在了二十多年,可見諸葛亮騷擾式北伐,是立國必須的理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軍權是權力之本,諸葛亮雖已執行政大權,在北伐的過程中卻可以全集劉備本沒全授的軍權,而有了完全的軍權(剝奪李嚴等其他政治對手的獨立帶兵權)才能保證權利巅峰的穩固。
如果說第一次北伐,諸葛亮除了意圖調李嚴,想集軍權外,其他的确實還有為國立功之心,那後來多次沒有明确戰略謀劃的“騷擾”式北伐,則大都是他為了集權和樹立威信的意圖撈功,不論國家及人民是否得利益與能否承受,而搞的“政績工程”,為了維護自己的集權,他必須跟着、而不是駕禦着北伐這輛戰車向前沖下去,因為他此後的政治生涯和北伐已經緊緊地捆在了一起.
通過上面對諸葛亮相關行為的分析,諸葛亮這樣謹慎的人,為何會如此不顧國家實際的利弊和承受力,這麼不謹慎的一次次發動戰略目的不明确的戰争,原因恐怕隻有用他希望在戰時狀态中保持和享受集權,并希冀獲取和他地位相當的功名,這樣完全淩駕于國家人民利益之上的純個人出發點,才能解釋得通。
雖然在一次次北伐的集權中,他已經“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但卻始終沒能安心。
同時,他需要不斷行使權利維護自己已有的地位,需要“功名”增加自己地位的說服力。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分析,諸葛亮這樣聰明的人,怎麼會老幹那些“勞師動衆,傷民傷才”,對國家來說又不得多少好的事,就能解釋得通了,諸葛亮北伐這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行為,是他要那樣坐在位置上被逼而成的。
有人會問,諸葛亮在劉備剛死後,就已經開府治事,“事無巨細,先決于亮”,已經有了大權,他還有必要通過一次次的北伐,來集權嗎?
其實不然,諸葛亮掌權之初,重要的人事任命在第一次北伐時未必完全具備,諸葛亮正是借了北伐,牢牢的掌握了劉備并未全授的軍權,才有了對皇帝頤指氣使的特權。
而且行使權力本來就是一個享受,那些曾有權的有幾個想得開願意歇下來。
為何以前的那些老紅軍,七老八十的還不願退下來?就想着整天沒事找事,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