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為根據。
而且，在以後的曆史發展過程（這也是隆中方略思想的醞釀過程）中，特别是官渡之戰以後，北方漸趨統一，而江東孫權的統治也日趨鞏固，可選擇的地區隻剩下荊州和益州。
因此，跨有荊益的思想在隆中方略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不僅不可能動搖，反而隻會加強。
總之，諸葛亮選擇荊州為立足點醞釀一個統一天下的方略，不僅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
跨有荊益，待機北伐作為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最先出現于隆中方略思想體系，并且始終伴随着隆中方略的醞釀過程。
再看聯孫拒曹思想的萌發：到公元207年，曹操無疑是當時最大的割據勢力。
但他的發展也有一個曲折的過程。
在其統治區内，長期存在豪強抗命和黃巾餘衆的叛亂問題。
與其他軍閥的戰事也并非一帆風順，如與南陽張繡的戰事，就一波三折。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是對曹操集團的一大考驗，當時外有袁紹的大軍壓境，江東孫策也在密謀襲擊許都，劉表則在荊州鼠首兩端；内有汝南降賊劉辟等人叛亂響應袁軍，攻略許下，袁紹還派劉備前去聯絡。
即使在曹營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曹軍能夠取勝，而和袁紹暗通音信，事後連曹操也感慨：“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可見，連曹操自己都認為官渡之戰赢得僥幸。
因此說，官渡之戰前的曹操還不是一個不可與争鋒的角色。
隻是經過此戰，才“公破紹，天下莫敵”。
再看江東孫氏勢力的發展：雖然孫堅孫策父子，特别孫策的努力，為孫氏集團的發展打了基礎。
但是，在孫權接位之初還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
”指出了當時孫權急需解決的幾個問題：山越問題，江東大姓和江東遊士不與孫氏合作問題。
隻是在孫權接位後，一方面對山越進行讨伐，另一方面争取大族的合作才因此說，無論是曹操的不可與争鋒，還是孫權的不可圖，都是公元200年以後一段時間内才出現的。
也就是說，聯孫拒曹思想是在官渡之戰後，才有可能産生的。
官渡之戰是隆中方略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重大調整。
作為一個完整的方略，它應該包括執行主體，執行對像，目标，過程等方面。
隆中方略思想發萌于公元197年，而劉備三顧草廬是在207年，這就引出一個問題：隆中方略本來就是為劉備考慮的嗎？
前面已經說過，諸葛亮與荊州豪族以及荊州名士集團之間，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實際已經融入了荊州地主集團中。
因此，他将來會為誰效力，根本取決于誰能代表荊州的利益。
再說，“士為知己者死”，雖然諸葛亮未必說過這樣的話，但觀其《出師表》中所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谘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這種感情卻是存在的。
在這樣一種觀念指導下，士人為人主效命的前題，是人主對士人的賞識知遇。
實際上，諸葛亮也很看重這一點，他曾經以孫權“能賢亮，而不能盡亮”為由，拒絕留在江東為孫權服務。
而劉備是在201年才到荊州投奔劉表的。
在此以前，未聞他和荊州人士有密切的關系，更談不上代表荊州的利益。
隻是到荊州以後“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才逐漸成為荊州的代言人的。
從用人的角度上說，劉備并非禮賢下士之輩。
清人趙翼評論劉備用人的特點是“性情相契”。
他與關羽張飛“寝則同床，恩若兄弟”，與趙雲也曾“同床眠卧”，可見趙翼所論極為精當。
這樣一種用人觀，似乎更适于招攬武将，而與士人要求知遇的心理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以前劉備能有關羽張飛趙雲這等一流的武将，卻無荀彧郭嘉魯肅那樣的一流謀臣，緻使事業長期無成。
而三顧草廬是劉備求才方式上的一大轉變，為了見到諸葛亮他不惜跑了三趟（其中諸葛亮可能有考驗劉備的意思），更可貴的是，隻聽了諸葛亮的一番闊論，即與之建立起了魚水關系。
直到這時，劉備才具備了使作為士人的諸葛亮為其效力的條件。
總之，直到207年三顧草廬之後，劉備才完全具備了使諸葛亮為他效力的條件。
才有可能成為隆中方略的執行主體。
也就是說，在此之前的醞釀過程中，隆中方略的執行者是一個虛置的形象（理想中的既代表荊州的利益，又能知遇諸葛亮的諸侯），而不是實在的人。
三顧草廬明确了隆中方略的執行主體，标志着這一方略的正式出爐。
綜合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清理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大緻形成脈絡。
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過程可劃分為以下三個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