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皇帝的宮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
然後說“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這就進一步地明确要求劉禅把宮中的事體也要交給他“開府”後的幕府來管，不用宮中的管理機構來處理了。
而如若劉禅不答應的話，那就是“内外異法”了，那麼“陛下”你就有不“開張聖德”，不“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
我相信在看見諸葛丞相羅列了這麼多不答應之後會産生的罪狀之後，劉禅大約是不敢不應的。
這些話更象是一個上司在教訓屬下，那裡是一個臣子對皇帝說的話，然而卻是出自諸葛亮這樣一個被後人推舉為千古第一人臣，被稱為“一身唯謹慎”的臣子之口，難道不奇怪麼。
隻是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禅将宮中事體交給他的幕府處理後，諸葛亮又舉薦了将軍向寵“為督”，掌管京師的近衛軍，說隻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
此前執掌皇室保衛的近衛軍頭領是劉備的心腹趙雲，劉備以趙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内事”，在進成都後升為翊軍将軍，翊，衛也，依然是劉備的頭号保镖統領。
而此刻諸葛亮将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保薦的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是聯系《出師表》的前後語義和當時形勢，不能說一點都沒有其他目的在内。
“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此話又顯有所指，隻是到底是在說誰，我們現在卻不得而知了，不過這也是拜諸葛公不設史官所賜。
說起不設史官，問題又來了。
我想以諸葛亮的“達于為政”和其思維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親決”的精細作風，應該是不會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
“國不置史”這個舉動所産生的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在蜀亡以後，即使是作為蜀漢著名史學家谯周弟子的陳壽，在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情況下，奉命修編的《三國志》裡也惟有蜀書因為“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各類資料的嚴重匮乏，導緻許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無法單獨作傳，最後僅僅隻修了一卷便作罷了（5）。
倘若說在劉備手上的時候是因蜀漢初建無暇顧及的話，那麼在劉禅當政後這麼長的時間内，政權穩固度應該已經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擁有劉巴、秦宓、谯周、許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學人才情況下，作為自承漢朝正統的蜀漢朝廷依然“國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諸葛亮“猶有未周”這樣簡單的失誤所能解釋得通了，而要是從“行事多遺”這個角度去看，更會多少令人疑惑其“國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諸葛亮除了對劉禅提出了這樣一些不能不從的“建議”外，當然也不會忘記安排他北伐離開成都後朝中的人事問題。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廣益。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
我們可以發現，諸葛亮提出在他離開成都後，要後主“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的人選，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荊楚集團的骨幹，東州和益州人士一個也沒出現。
尤其是李嚴，作為這樣一個和諸葛亮并列、“統内外軍事”、官拜尚書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這件關乎國計民生的軍國大事上未能有一點說話的機會，而在諸葛亮不在的情況下，也理應是由他來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諸葛亮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後朝中主持工作人選的表章中，連提都沒提他，不管從那個角度而言，這都是不正常的。
而諸葛亮所謂的“親賢臣”，要劉禅親信的郭攸之、費祎、董允、向寵等荊楚集團人士雖然的确都是賢臣，然換而言之，李嚴、費觀、何宗、王謀（6）等人難道就不是賢臣了嗎，而且他們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員，單就官階論也要遠高于這幾位侍中、侍郎，不提他們于情于理都是說不過去的，因此諸葛亮這樣做絕非是偶然的。
在諸葛亮的内心，他是始終将自己擺在一個淩駕于衆人之上的位置上的，一直以為蜀漢在他“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7）。
同時相信他也很清楚劉備安排李嚴和他共同輔佐劉禅的目的，是利用李嚴來制衡他。
因此為了保證他對蜀漢政權的操控性，他是絕不會允許李嚴這樣一個能在政治上對自己形成威脅的人，來進入權利中心和掌握軍事實權的。
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嚴進入成都這個政治權利中心外，已經在開始北伐前又進一步地發動了削弱李嚴的實質性行動。
在前面我說過，諸葛亮在北伐前并沒有在軍事上大展身手的機會，始終是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現他的才華，剛剛結束的南征，由于對手是被視為蠻夷的少數民族，也并不能給他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