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軍事上的聲譽。
而在他發動北伐後，魏國“以蜀中惟有劉備。
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的反應，也說明了曹魏根本沒有将他作為一個軍事上的對手來考慮。
因此諸葛亮發動北伐，固然有蜀漢政權在戰略上的需要，但在面對着李嚴這樣一個在軍事上有很強能力、二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政治對手，以及朝中另一批對他并不心悅誠服的政治勢力時，還有着其個人在政治上的強烈需要。
諸葛亮在發動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後漢中會出現軍事力量空虛的理由為名，向李嚴提出了要李嚴帶駐紮在江州的部隊前往漢中的要求。
假設李嚴真的去了漢中，很明顯實他的軍隊就會被收編，成為由諸葛亮統帥的北伐軍中的一支，而他也将成為諸葛亮帳下的一名将領，那麼他這個被劉備定為“統内外軍事”、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将就此徹徹底底地喪送與諸葛亮相提并論的地位和實力，李嚴是很清楚這樣的後果的，于是以各種理由拒絕了諸葛亮的要求。
而諸葛亮在對此事的處理上，就相對顯得比較無力。
因為江州是蜀漢東部與東吳、曹魏交界處的二線重鎮，和面對北方曹魏勢力的漢中地位相當，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嚴與江州部隊調到漢中理由。
而富有政治經驗的李嚴這個時候不但拒絕了諸葛亮這一要求，還借機發起了反擊。
他乘勢提出将蜀漢東線的巴、巴東、巴西、涪陵等五郡組成巴州，并由他擔任刺史。
早在建興元年，諸葛亮就已經“開府治事。
頃之，又領益州牧”，此後“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
而作為僅次于諸葛亮的尚書令，又是兩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李嚴，卻隻被授了一個光祿勳的虛銜，并被棄于遠離權利中心成都的江州，這樣實際産生的後果，就是導緻象北伐這樣大的軍事行動，完全沒有他這個被劉備遺命“統内外軍事”的托孤大臣說話和發表意見的份。
因此他以這樣的舉動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滿，并提出了在政治上享受與諸葛亮“領益州牧”那樣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為巴州刺史。
刺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設置巴州并由李嚴任刺史，那等于将整個蜀漢東部都劃進了李嚴的勢力範圍，而作為尚書令的李嚴，就可以與諸葛亮這個丞相兼益州牧在各個方面都平起平坐了。
他的這一要求，按照他當時的身份和在蜀漢政權中的地位，應該說是正當的、并不過分的。
隻不過作為諸葛亮而言，是不會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的，但此時他卻又拿李嚴毫無辦法，因此不得不将此事不了了之，隻好暫不再提起将李嚴與江州部隊調往漢中的事情（8）。
李嚴第一次發出的對他被壓制的抗議，使得蜀漢政權兩個托孤大臣之間首次冒出了公開的、不和諧的聲音，這也使諸葛亮進一步意識他在蜀漢政權裡的地位是有威脅的，東州、益州集團的勢力不可小觑。
因此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表現出來那些耐人尋味的舉動，以及對劉禅所說的如：“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廣益。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些話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同時也表現出當時蜀漢政權内部的權利鬥争開始激烈起來。
建興六年春，這場由諸葛亮籌劃已久的北伐終于開始，但卻由于諸葛亮親點的先鋒馬谡嚴重缺乏實戰經驗，所統帥的數路大軍被“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9）的曹魏五大名将之一張郃，輕易于街亭一帶先後擊敗，導緻蜀漢政權這場由諸葛亮策劃的首次北伐不但整個無功而返，而且還遭受了一定的損失。
做為被諸葛亮親自提拔的先鋒大将的馬谡，當時并沒有象廣為流傳的那樣去諸葛亮那裡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後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後被緝捕歸案，在諸葛亮判其死刑後，還沒來得及執行，就于獄中病故。
馬谡潛逃案還導緻了與馬谡關系很好的荊楚集團的另一骨幹向朗（向寵叔父），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此後優遊無事達二十年之久（關于此事見拙作《諸葛亮沒有殺馬谡》一文）。
可以這樣說，首次北伐失利使荊楚集團和諸葛亮都開始面臨劉備死後的最嚴重的打擊和考驗，而這次危機的源頭，完全是源自于諸葛亮的剛愎自用。
在此次選拔北伐先鋒人選的問題上，諸葛亮充分表現出了他性格當中剛愎自用的一面。
劉備臨終前，或許是由于知道馬氏兄弟與諸葛亮的親密關系，因此曾特别提醒過諸葛亮：“馬谡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然而在劉備去世以後，“亮猶謂不然，以谡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可見諸葛亮并沒有把劉備的告誡當回事，說嚴重點，此舉甚至可以說是“背主”行為。
而諸葛亮的一意孤行，将魏延、吳壹等宿将棄之不用“違衆拔谡”的舉動，也是可以想見會讓這些人很不高興的（10）。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戰果，這些問題自然是煙消雲散不成其為問題的，然而此次北伐不但無功而返，還遭受了較大的損失，在這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