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成了兩代帝王的砥柱大臣，而且也為司馬氏在曆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為什麼曹丕開始重用司馬懿，史書上提到由于他曾為魏王(曹操)太子中庶子，輔助曹丕，因而深得曹丕的信任。
其實，這并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一、他能忠實地執行曹操的路線，所以曹操在臨終時就召曹洪、陳群、賈诩、司馬懿等四人同至榻前，囑以後事。
可見曹操後期也已把司馬懿作為可以信任并能延續他的路線的心腹大臣來看待了。
曹操死後，司馬懿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始終恪守曹操的路線，首先重視與劉蜀的矛盾，把鬥争的焦點集中于西蜀。
二、在軍事上，司馬懿較有謀略，特别是能掌握諸葛亮的用兵規律，在對抗諸葛亮的進攻方面，整個曹魏集團的文臣武将，包括大将軍曹真都算不上敵手，隻有司馬懿才能同諸葛亮匹敵。
所以諸葛亮多次北出祁山讨伐曹魏時，除了内部主觀上的不利因素造成失誤外，大都受挫于司馬懿。
甚至連妒嫉司馬懿的郭淮也坦白承認“久後能禦蜀兵者，必仲達也”。
解除西蜀對曹魏的威脅，司馬懿是有功勞的，因而他赢得了較高的威望。
他為鞏固曹魏政權西讨東征不辭勞苦，戰功赫赫。
無論在曹丕或者曹睿當政時期，都受到了特殊的信任和重用。
當曹丕率兵南下讨伐東吳時，就封司馬懿為尚書仆射，留守許昌，“凡國政大事，并皆聽懿決斷”。
曹丕臨終時，也把後事托付于大将軍曹真、陳群和司馬懿。
這時司馬懿便以顯要地位，進入了曹魏政權最高決策者的行列。
在曹睿當政時期，他仍是帝王所倚賴的重臣，甚至較曹丕當政時還有過之。
雖然曹睿即位之初，受到馬谡的離間之計，司馬懿曾一度遭貶。
但在魏國安全受到威脅的關鍵時刻，司馬懿重新出現于政治舞台，力挽狂瀾，轉危為安，因而又受到曹睿的高度重視和信賴，升大都督。
許多軍、國大事，或帝王難于決斷的問題，都要他提供解決的方針和辦法。
每當司馬懿親自出征時，曹睿總是授于他軍、政大權；有時還親排鸾儀出城送行，給予充分的信任和榮譽。
所以在曹魏後期，司馬懿的權勢和威望越過了其他臣僚，成為左右局勢的決策人物。
第三個時期，即曹芳當政時期。
司馬懿也成了受托孤的重臣而與曹爽共同輔政。
曹真之子曹爽無能，而又結黨專權，控制軍政大權，排擠司馬懿。
在這種情勢下，司馬懿不得不同曹爽進行一場嚴重的政治鬥争。
他一方面以年老多病，不多參與政事，并裝病裝聾，麻痹曹爽；同時暗中聯絡心腹，策劃宮廷政變，剪除曹爽勢力。
終于乘曹爽兄弟和親信随曹芳出城谒高平陵明帝之墓和畋獵之機，夥同心腹和元老重臣發動政變，關閉洛陽城門，占領曹爽兵營和武器庫，并據守洛河浮橋，阻止曹爽回城。
他乘勢向曹芳上書，指控曹爽及其黨羽罪行，又派人力促曹爽投降，誘使曹爽兄弟放下兵權、繳出印绶，結果曹爽和兄弟三人及其重要黨羽都被一網打盡。
這場政變搞得十分幹淨利索，充分地顯示了司馬懿高明的鬥争藝術。
由于司馬懿這次鬥争的徹底勝利和重大影響，就為司馬氏後代奪取曹氏政權鋪平了道路。
《三國演義》對司馬懿這一時期活動的描述，基本上同史實相同。
雖沒有過多渲染，但是事實本身，已足以表現一個封建階級中較為成熟的政治家形象；而且，同前期司馬懿相比，人物性格的發展具有一緻性和連續性，令人感到真實、生動而有感染力。
《三國演義》對司馬懿形象的塑造，既表現了作者的曆史觀點，又堅持了藝術的典型化原則。
作者不僅按照曆史的線索和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去刻畫司馬懿形象，表現司馬懿在三國後期的曆史活動及作用；而且在藝術概括中，緊緊扣住司馬懿的“深明韬略、善曉兵機、素有大志”的性格特征加以精心的塑造。
小說第九十四回：“司馬懿克日擒孟達”，就把他同諸葛亮放到矛盾沖突的尖端，生動而具體地表現了他的這一特點。
諸葛亮第一次北出祁山，魏方大都督曹真連敗數陣，夏侯驸馬失去三郡，損将失地，蜀方形勢十分有利。
這時原降魏的蜀将孟達準備反正，盡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兵馬，由東徑取洛陽，約孔明直取長安。
如果這樣，北定中原就指日可待了。
諸葛亮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
正在這一關鍵時刻，出現一個曲折，曹睿督師長安，與蜀會戰；又起用司馬懿，要他起本處之兵會集長安。
當時，司馬懿正閑居宛城，歎息魏将累敗于蜀，忽報天使前來诏命，遂調取本處兵馬待去長安。
突然有金城太守申儀家人，孟達心腹密報孟達欲反情事。
這時，政治敏銳的司馬懿立即感到這是關系兩京安危的重大事件，非常重視這一情報，于是當機立斷，不去長安而率兵倍程趕赴新城，并派一使者星夜去新城約會孟達準備進征西蜀，借以麻痹孟達。
這樣出其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