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方妄圖一舉統一全國是不符合客觀情勢的。
司馬懿取得成功的奧秘，就在于既有遠大鬥争目标，又非常謹慎地重視每一戰役和每一局部的鬥争。
司馬懿在政治上注意内部團結，顧全大局。
大都督曹真屢敗于孔明，又嫉忌司馬懿與己争功，司馬懿并不介意，反在曹真用兵受挫時，為曹真提供取勝之謀，建議曹睿告戒曹真“凡追趕蜀兵，必須觀其虛實，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
他深知諸葛亮運糧艱難，“隻要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
不需一月，蜀兵自走，那時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
曹睿聽了即說“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引一軍追之”，司馬懿以防吳為借口，卻把此功讓與曹真，并囑使者說，“吾以此功讓與子丹；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
這種政治家風度，誠為可貴。
在軍事上他還十分重視和善于調查研究，知己知彼。
他對諸葛亮的用兵之法，甚至對諸葛亮平素謹慎必不弄險的性格，也摸得很透。
因此他在與諸葛亮對壘時處處小心、步步為營，以防中計。
正由于他對諸葛亮十分了解，所以諸葛亮之計，也常常為他所識破。
在街亭戰役時，當他進軍街亭時，打聽到街亭蜀方守将是馬谡，就說：“(馬谡)徒有虛名，乃庸才耳!孔明用此人物，如何不誤事？”這裡司馬懿對馬谡的了解，甚至超越孔明。
此外，他對用兵的地理形勢、山川水利，無不了然于胸。
如在街亭戰役前，張郃問曰：“今将軍當于何處進兵？”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
諸葛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進……亮如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絕其糧道，則隴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
……”他對這裡地理形勢、軍事價值，了如指掌，這正是由于他“素知”調查研究的結果。
人們對“空城計”津津樂道，素稱知己知彼的司馬懿為何上了諸葛亮的大當。
這裡作者是獨具匠心的。
虛構這一情節，當然是為突出諸葛亮的大智大勇，但也表現了司馬懿的過于謹慎的性格。
司馬懿面對複雜的鬥争，特别同諸葛亮打交道，從來是非常小心的。
他從大量事實中掌握了諸葛亮善于用計智勝的特點；從諸葛亮的審慎性格和用兵規律上知道諸葛亮必不弄險的秉性。
所以，面對“空城”不能不謹慎行事，因而失去戰機。
這次中計并不說明司馬懿愚蠢，這與知己知彼還是統一的，隻不過司馬懿注意了諸葛亮性格的一般性，而忽略了在特殊情況下也會有一定的特殊性。
正如諸葛亮自己也承認：“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
”司馬懿曾對張郃說過：“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
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
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
”在司馬懿看來，這樣的有利機會，諸葛亮都未利用，何況西城諸葛亮處于極端劣勢，更不緻去弄險的。
這也是合乎一般邏輯的。
所以謹慎的諸葛亮利用了司馬懿的謹慎，取得“空城計”的勝利，說明雙方都是掌握知己知彼這一原則的。
畢竟諸葛亮更高一籌，自然取勝了。
司馬懿臨戰沉着，機智冷靜，從不感情用事。
要使他中計，确實很難。
比較突出一例是諸葛亮屯兵五丈原時，累令人溺戰，司馬懿在上方谷受挫後，堅持不出戰。
諸葛亮無法激他會戰，就派一使者将巾帼并婦人缟素之服連同書信送司馬懿，以期激其出戰。
并謂如不敢出戰，就把婦女衣物拜而受之；倘恥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就來應戰。
這對魏國将領和司馬懿是個極大侮辱。
魏将皆忿而請戰，司馬懿雖然心中惱怒，但卻沉得住氣，坦然受之，“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仍然堅守不出。
并以君命壓服衆将，又傳播司馬懿奉旨堅不出戰，以解蜀國軍心。
結果諸葛亮終于無法取勝司馬懿，最後病殁于軍營之中。
從上述塑造司馬懿形象的幾個主要方面看，司馬懿不愧為三國時代可與諸葛亮匹敵的一個較成熟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形象，對推動曆史的轉折起了重要作用。
固然，人民群衆的鬥争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過分誇大司馬懿的曆史作用是不恰當的；然而，作為一種曆史現象，個别才智、能力超群的英雄人物，順應曆史潮流，承擔了重大的曆史任務，推動了曆史的前進，乃是客觀存在。
如秦始皇、漢武帝和唐太宗這些統治階級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的曆史作用和地位，無疑是應予肯定的，文學藝術塑造他們的形象，作為後人的借鑒也是很有意義的。
《三國演義》對司馬懿的藝術描寫，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神化比較少。
作者寫到他會觀天象，料敵如神，前者固然帶有迷信色彩(在這方面應當承認寫諸葛亮的更多)。
寫他料敵如神，基本上是建築在善于總結經驗，調查研究，富有正确預見的基礎上，是符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