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創造了一個躍入中國古典小說頂峰的群體形象，它囊括着近千人物，數十個藝術典型，卻又象一個人物那樣，神彩飛逸地馳騁于紅樓世界之中，演繹出賈府乃至整個社會翻瀾多資的盛衰史，并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統統毀滅給人看，造成“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的大悲劇，展現出封建社會五光十色的人生世相，寄寓着濃重的哲理沉思與人生品味，給人以不盡的人生思考與美學享受。
任何一部優秀小說都有各自的獨特形象群體，并且總是以這個形象群體為中心，鋪設相應的生态環境，展開形象群體内部相互交織的聯系與矛盾，使之“溶合為一個總的力量”⑴，形成整體性的情節起伏流動，即使一切個體形象以各自的性格方式參與整個情節的運轉，完成各自的性格運動史；又使群體形象按照總體運動的格局與發展趨向運轉，從而形成“新的力量”，“使這種力量和它的一個個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别”⑵。
生發出超越具象描繪的系統功能與藝術生命活力。
《紅樓夢》的群體形象别具風味，以它那耀奇呈博，獨單千古，溫醇委婉，醒目怡情的神韻，成為代代讀者“說不盡”的群體形象韻味，“道不完”的形象美學意蘊，領略不盡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
那麼，它的驚世駭俗群體形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呢？看來是通過相互制約又相互作用的三個層次耦合起來的，現分述之。
群體形象是由衆多個體形象有機組合起來的生命肌體《紅樓夢》的群體形象是以所有紅樓人物有機組合起來的生命肌體，是作者按照自己的生活感受與審美理趣形成的審美視角，選擇相應的生活領域與表現角度，尋找出能準确表達自己精神追求的感性形态。
它一方面是各個藝術形象的矛盾集合體，并使之具有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又相互配合的有機聯系；一方面又是所有個别形象的支配力量，制導着各别形象在群體形象中的角色地位、活動範圍、人際交往與藝術功能，這是群體形象塑造的基本層次，并且有兩個基本環節共同建構起來的：
一是個别形象都是群體形象的有機組成。
個别形象固然也相對獨立存在，以各自的性格特色、言談舉止、人生曆程出現在群體形象之中，然而又不能遊離群體形象的整體運動态勢而自行其是，總是按照各自在群體形象中的社會功能，或以正面角色或以反面角色或以中性色彩出現；并按照他們在群體形象中的藝術地位，或以主角或以次角或以配角方式進行活動；又以各自不同的社會地位、性格特色、文化素養，參與着整個群體形象的塑造，從而成為群體形象的有機組成，多元協同地完成着整個小說世界的塑造，共同傳導出豐富多義的藝術意旨與審美情趣。
主要人物寶玉、黛玉、寶钗、鳳姐，次要角色如賈母、賈政、王夫人、湘雲、襲人、睛雯、紫鵑、鴛鴦等不用說了；就是象焦大、劉姥姥、金钏兒、興兒、傻大姐等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有的盡管露面很少，轉瞬即逝；有的偶露峥嵘便消聲斂迹，有的露面不少卻不大顯眼；然而都成為整個群體形象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參與着整個群體形象的塑造，并生發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效應，抽去任何一個角色，都會使群體形象受到損傷。
劉姥姥本是賈府以外之人，隻因與王家聯過宗，便沾親帶故地找到榮府王夫人、鳳姐打秋風。
８０回前，她隻到過賈府兩次，第一次不到半天，第二次僅兩天多，然而卻成為進入榮國府正傳的“頭緒”，一下子引出鳳姐、王夫人，開始了“阿鳳正傳”⑶既帶出主角鳳姐的出場亮相，又帶出次角王夫人還有陪房周瑞家的，鳳姐的通房大丫頭平兒也出了場；賈蓉也于接見時突然出現，不僅把他與鳳姐不同尋常的嬸侄關系點化出來，又把甯府也映帶出來；更借劉姥姥那貧苦農婦的視角，形成對榮府豪華富貴氣派的重要參照系，對照出貧富的懸殊；還因這種略有些瓜葛的關系，成為“數十回後之正脈”，真是“無一筆寫一人之文字”。
⑷待３９回第二次出場時，是榮府攀上皇親，元妃省親之後，又借她的出現進一步展現了為元妃省親建造的大觀園“境中景”色，幾乎引出合府主仆上下人等的出場，更借大觀園那“天上人間諸景備”的“景中情”，進一步以景喻人，刻劃了景中諸人的性格風情；還借她參宴時的眼光表情評語，進一步刻劃出貧富懸殊的落差，賈府由盛到衰轉化的深刻原因。
試想：如果抽去了這樣一個不起眼的配角，整個形象群體豈不失去了貧窮的色調，打秋風的生活蘊涵，貧富懸殊的反映，這該失去多麼深邃的批判力量。
焦大雖然隻在７回出場，但那頓醉罵：“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