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性悲劇。
即便是聰明靈秀、才華出衆的人物也在所難免。
曹雪芹叫做“千紅一哭，萬豔同悲”。
那麼，一切紅樓人物自然都以各自的人生命運，這樣或那樣地體現出群體形象的總體運動趨向。
“孤高自許，目無下塵”的黛玉，“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睛雯，“一刀抹死了，也不能從命”的鴛鴦，“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刀再難扶”的尤三姐，她們的叛逆性、反抗性，與那個社會的精神氛圍是異質的、不相容的，自然要遭到無情地摧殘，悲劇命運是可以想見的。
即便是嚴格按封建禮教塑造，受到那個社會上上下下稱譽的人物，又何嘗逃脫悲劇命運？元春晉升貴妃，富貴已極，然而在“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孤凄度日，隻能是“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李纨青春喪偶，清淨守節，“惟知侍親養子”，也隻得到“鏡裡思情”，“夢裡功名”；寶钗那樣“品格端方，容貌豐美”“行為豁達，随分從時”是标準的封建淑女，受到上下交口稱譽，結果也成了封建婚姻的殉葬品，就是安富尊榮的太上皇賈母，在面臨家敗人散時，也難以自持，在中秋賞月時強顔歡笑，終“禁不住堕下淚來”，心理落差也夠悲涼了。
賈寶玉是獨自“呼吸即領會”到賈府“悲涼之霧”⑼的，他鄙棄“國賊祿鬼”，厭惡仕途經濟，同濟周圍丫頭，與黛玉志同道合，休戚與共……然而封建習俗的長期薰染與強大壓力，養尊處優的生活處境，府内的狹小視域，特别是時代沒有提供的新曆史條件，使他夢醒了無路可走，隻好采取現成的出家遁世道路。
這更是他的人生大悲劇。
所以說一切紅樓人物的人物悲劇，都受到紅樓群體的悲劇意蘊所支配與制導，都以各自的性格運動、人生命運，呼應着、豐富着、深化着紅樓群體形象的悲劇格局，并“溶合為一個總的力量”，呈現出纏綿感人的悲劇神韻。
群體形象是和諧有序、富有生命活力的有機網絡整體群體形象是諸多人物之間在橫向上交織，縱向上協同運作的動态網絡肌體。
人物關系包括血緣關系、階級關系、政治關系、經濟關系、師生關系、朋友關系等多種關系的複合體。
在小說世界中，還有藝術上的主角、次角、配角之别，道德上的正派、反派、中派之異。
人物之間的這種複雜關系，又是多邊多向，交錯複合的，即可以是多種關系的合為一體，也可以是某一關系的單向表露，也可以是幾種關系的交合并現。
這種關系往往是一重關系帶動多重關系，又因多邊多重聯系而牽動整個形象群體，生發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整體功能。
形象群體又是在特定時代背景與特定社會、自然、文化環境中活動的。
這便形成群體形象的生态環境，即成為群體形象的活動搖籃，推動着群體形象的運動變化；群體形象也以自己的運動作用于生态環境，使生态環境出現這樣那樣的變化。
從而形成雙向制約、雙向作用聯系，使群體形象的運動顯得擒縱自如，翻瀾多姿。
這是群體形象塑造的第二層次。
又有兩個基本環節：
一是人物關系是群體形象内部多面性關系的矛盾複合體。
紅樓人物都不是孤立自在的，總是與群體形象相區别而存在、相聯系而運動的，人物關系基本上是親緣關系，卻又夾雜着政治關系、經濟關系、階級關系、朋友關系；有的是側重某種關系，又映帶出其它關系。
同時，人物之間既是勾連環互的直接聯系，又有縱橫交錯，由此及彼的間接聯系。
這便使群體形象成為“拽之通體俱動”⑽的有機整體。
元春是賈政王夫人的女兒，賈母的孫女，然而由于晉升為貴妃，便使親緣關系又蒙上一重君臣關系。
所以，她回家省親時，賈母等有爵位者都得按品服大妝，在大門外迎接，賈政還得在簾外問安；她到了正室要行家禮，賈母等都“跪止不疊”。
飲宴時，“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纨、鳳姐等親捧羹把盞”。
由于她的晉升，便有賈政生辰時，皇帝的降旨接見，合府人等不知是何兆頭的“惶惶不定”，不住使人飛馬探信，一旦聞聽晉封，合府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
同時又引出夏太監、周太監的不斷輪番敲詐，引出賈琏發出“這一起外崇何日是了”的感歎。
賈雨村原是黛玉的家庭教師，與黛玉是師生關系，他送黛玉進賈府時，因黛玉之父的引薦得識賈政，認了同宗，便由賈政、王子騰幫忙使他很快複職，這便與賈政由交往關系又挂上了親緣關系。
他複職審理的第一宗命案，兇犯恰是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惡少薛蟠，又是賈家的賈政、王家的王子騰的外甥。
于是在審理中又引出他窮困潦倒時，在葫蘆廟安身時的小沙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