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求證”的名言，從語言結構即形式角度來看，是個并列結構，但是從内容角度審視，實際上是個偏正結構。
胡适強調的重點顯然是在後面，是說“假設”可以大膽，但是必須“小心的求證”。
我們不能在解讀《紅樓夢》時非常大膽地假設這樣，假設那樣，忘記了隻有把前面的假設求證了，才能進行新的假設。
否則，這些假設必定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經不起推敲。
在學術研究中“大膽的假設”後進行“小心的求證”，從邏輯學的角度而言，前提必須是真實的，不能偷換概念（這和品德無關，純粹是學術錯誤，是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邏輯鍊不能斷裂，不能隻有大前提而沒有小前提；全稱判斷與特稱判斷不能混淆；要注意必要條件與充足條件的區别，等等。
假設得出的結論具有可能性。
但是我們切不可忘記，在具有可能性的同時，還存在不可能性。
即使得出的結論“很可能”成立，比如有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可能性，也還同時存在着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不可能性。
因此以“可能”為大小前提得出來的結論再做前提時，它的可能性幾率就不斷遞降，甚至可能迅速降低為零。
因此學術研究決不能建立在沒完沒了的“可能”之上。
不論是搞考證還是評論，不論是研究版本、脂批、家世還是探佚，都必須遵守學術規範。
這不是誰強迫的，而是自覺遵守。
因為隻要違反學術規範，就必定出錯，這是被無數學者和無數正反面事實所反複證明了的。
不少人的研究之所以誤入歧途，而且錯得越來越離譜，往往就是沒有遵守學術規範之故——老是違反邏輯去推理，怎麼能夠推出合理的理來？
比如說，有讀者問，第一回賈雨村眼見頭頂一輪明月，口号一絕中有“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月”是不是廢太子或他的兒子弘皙，是不是指人們盼望他們奪取皇位？還有，四十八回香菱學詩時有幾首詩提到“月”，分别寫出了“月”派的形勢從不妙到很有希望。
尤其是第三首，黛玉、寶钗、李纨都說好，其中有一句“精華欲掩料應難”，是不是意味着以“月”為代表的廢太子之子即壞了事的老親王的勢力就要成事了，她們對月亮也就是老親王一派充滿了期待？
不是。
我們需要注意：一、賈雨村口号一絕時隻是遠離京師寄居于葫蘆廟的一介寒儒，他怎麼會知道宮廷鬥争的秘密？如果他知道，那就意味着當時許許多多人都知道，而且賈雨村是公開擁護太子黨的，恐怕他不敢。
這首詩就是普通的即興之作，沒有政治含義。
二、香菱學詩時距離賈雨村吟上面那首詩已經有十幾年。
這個連自己真正父母、自己姓名都不知道的香菱怎麼會對那個反對當今皇帝的老親王有那麼多的了解？三、多年來一直生活于深閨的黛玉、寶钗、李纨怎麼會對當朝擁帝與反帝兩大派政治鬥争如此清楚？這些都不符合人物的生活邏輯和作品的情節邏輯。
有讀者問，忠順王府與北靜王争奪蔣玉菡是不是為了争奪皇帝的玉匣，也就是争奪皇位？
不是。
蔣玉菡這個人物我下面有專門的一個小節分析他。
我們先來看看雙方是不是在争奪蔣玉菡。
沒有。
因為書裡隻是提到蔣玉菡受到北靜王的賞識，沒有别的。
而且寶玉被迫說出他在城外買房置地後，忠順王府就沒有再找賈府的麻煩，北靜王也好好的，這就說明蔣玉菡被找回去了，也沒有什麼事。
所以北靜王沒有“窩藏”蔣玉菡。
如果北靜王真是想要“窩藏”蔣玉菡，那麼就不會讓他在郊外買房置地，把他留在自己的王府豈不是最保險？依照某種說法，皇帝知道有一個反對他的陰謀集團，多次挫敗了他們的篡位企圖，而這個集團的“庇護傘”居然是備受皇帝寵信的北靜王，這是說不通的，在邏輯上又構成悖論。
有讀者對下面這種說法有點拿不準：說雍正用人的“基本原則，凡是當年他父親喜歡的，他都不喜歡；凡是他父親不喜歡的，他就偏要喜歡”。
這種說法從邏輯學上說是混淆了全稱判斷（兩個“凡是”）與特稱判斷（“有的”）的原則區别，從曆史學來說是不符合曆史事實。
比如大名鼎鼎的張廷玉在康熙朝任内閣學士，刑部侍郎，正三品（雍正八年後侍郎改為從二品）；雍正朝繼續重用，不斷晉升，直至大學士、軍機大臣；雍正臨終，讓他與鄂爾泰等同為顧命大臣。
至于說，由隆科多和年羹堯“他們兩個做主，宣布說康熙帝臨終的時候留下的遺囑……把皇位傳給他”，是弄錯了。
康熙臨終時年羹堯不在北京。
雍正登基，立即诏弟弟十四阿哥撫遠大将軍允回京，“命（年）羹堯管理大将軍印務”（《清史稿》本傳），就是讓他代允代掌西北兵權。
這些和《紅樓夢》關系較遠的清史問題，不多說了。
作為《紅樓夢》的讀者，我多次落入衆多的閱讀陷阱之中，當我一次次從這些閱讀陷阱中爬上來後，會感到一種在閱讀别的優秀小說中感受不到的恍然大悟的快樂。
恐怕任何閱讀《紅樓夢》的人，包括著名紅學家，都不可能不落入這些閱讀陷阱，區别隻不過是落入陷阱的次數多少和爬上來的快慢不同罷了。
一般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是很難讓專業評論家、研究家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