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自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即19世紀前半期,《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流行之時起,對薛寶钗的評價就存在着褒貶不一的現象,但是直到20世紀前半期,幾乎一百五十年之中,認為她人品極差,虛僞奸惡,完全否定薛寶钗的,仍然十分罕見。通常是指出她的某些缺點,有些話重些而已。即使全盤否定者,也屬于誤讀。薛寶钗仍然是廣大讀者最喜愛的少女之一,這大體上符合曹雪芹在作品中給她的定位。隻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由于将《紅樓夢》與紅學研究泛政治化,薛寶钗成了《紅樓夢》人物中最大的受害者。人們把她看得過于意識形态化與成熟化,她成了一個城府很深滿腦子封建道德意識者,成為大觀園中年輕一代封建勢力的主要代表人物,甚至被說成是“封建道德的衛道士”。她的一些優點也往往由于先入之見的影響而被認為是奸詐,是心機,是虛僞,似乎她的一切行為都始終圍繞着“争奪寶二奶奶的寶座”而進行。幾十年來我們長期生活在各種各樣的鬥争中,與這鬥,與那鬥,其“樂”無窮,其實是其痛無窮,其害也無窮。鬥慣了,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習慣地從二元對立思維去理解故事情節與人物關系。
在對薛寶钗的評價中,人們有時忽略了她在金陵十二钗中的地位,她是曹雪芹充滿愛心和悲悼之情的一個少女。《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時看到的金陵十二钗的判詞,她與黛玉的放在一起,位居正冊之首,暗示着并列第一。當然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傾注的愛心最多,寄托的理想與先進理念也最多,清人就早已指出黛玉為“群钗之冠”。不過薛寶钗位列第二是沒有問題的。警幻仙子讓賈寶玉聽的十二支《紅樓夢曲》的《紅樓夢引子》中最後一句是:“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在這裡,“悼玉”顯然是指痛悼林黛玉的不幸而亡,“懷金”則明顯地表現出曹雪芹對薛寶钗的深切懷念之情。這種對舉具有并列作用。曹雪芹對薛寶钗的基本态度是我們解讀這個藝術形象的一把總鑰匙,進行人物道德評價的基準。而這一點在那個特殊年代往往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于是對薛寶钗的評價自然就不能不走入誤區。
對藝術形象的分析必須遵循文本至上原則,即一切從文本提供的全部信息出發,将文本作為判别的最重要的依據;而不是從意識形态、政治需要出發,不能存先入之見。我們不能脫離時代特點來要求人物這樣那樣;不能脫離人物與環境的關系(剛來與後來的變化)、人物自身當時的實際年齡來評價人物。第八回說她“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随時,自雲守拙”,這是她的性格特點,确實不錯,但是也和她剛來到榮府不久,與大家還不熟有關;況且她又是客居姨家,一些榮府内部的事自然不便過問,“罕言寡語”是理所當然的。但寶钗畢竟是個姑娘,第八回她隻有十四歲,足歲最多才十三。按現在的标準,是個才上初一甚至小學六年級的小女孩。把她看得過于成熟化,是我們在解讀薛寶钗藝術形象時走入誤區的一大原因。而随着寶钗與大家熟悉起來,這種“罕言寡語”、“藏愚守拙”的情況就有所改變。這個問題我在下面還要專門讨論。
由于受那個特定年代意識形态的影響,我們在讀《紅樓夢》時,有時會不自覺地對同一個問題采取雙重标準,對黛玉和寶钗,同樣的事情,往往是一個從寬,一個從嚴,而且這種寬嚴的距離還相當大。
薛寶钗确實說過一些“混賬話”,那些年中人們對此反複深挖寶钗的思想根源,猛烈批判。而寶玉進家塾讀書之前來向黛玉告别,黛玉說:“好,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所言的性質與程度和寶钗的話沒有太大的區别,但是人們通常對此都略而不見,或者一帶而過。四十二回由于賈母讓惜春把大觀園畫出來,因此惜春要向詩社告假一年。大家說起剛剛離開榮國府的劉姥姥,林黛玉說:“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姥姥,直叫他是個‘母蝗蟲’就是了。”把大家逗得樂不可支。下面她再次提到要畫上“母蝗蟲”,而且取名為《攜蝗大嚼圖》,結果衆人更是開懷大笑,湘雲還差點連人帶椅子摔倒在地。這話如果從寶钗嘴裡說出,那麼當年一定會招來許多口誅筆伐,上綱上線不定有多高,起碼也是“嚴重侮辱勞動人民,表現出了什麼什麼”。即使現在,恐怕也要挨批得重一些。但由于出自黛玉之口,大家一概從寬處理,覺得她說得風趣俏皮,至多不過認為她說話有些尖刻罷了。雖然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不過卻反映出人們在潛意識層面對寶钗的要求往往比較“嚴格”,而這是在思維定勢上實行雙重标準的流露,是一種對寶钗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