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那麼就要接受紅學研究的檢驗，就會遭人批評。
我為什麼要批評呢？
我覺得他提出的“公共學術空間”、“普及”等一些模糊的概念會誤導大家。
從學理層面來說，他的這些東西經不起驗證和核實，所以我要指出來。
實際上，我希望劉心武拿出自己切實的證據，我和他在學術層面上對話，而不是在猜想層面上。
當然，我們也不能僅僅就抓住劉心武來說事，其實現在學術環境開放了，但開放同時也帶來了泥沙俱下的東西，我們要謹慎地對待這種現象。
“紅學”繁榮隻是表面現象
“‘紅學熱’實際上隻能稱做‘紅樓熱’”
新京報：現在有各種關于《紅樓夢》的書籍出版，請問你如何看待現在所謂的“紅學熱”。
胡文彬：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紅學熱”，這實際上是沒有把《紅樓夢》和“紅學”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分開。
現在這些東西不是學術層面上的熱，我認為它隻能是稱做“紅樓熱”。
你看周汝昌的書都叫《紅樓奪目紅》，而不叫《紅學奪目紅》。
“紅學”作為一個學術的東西，它并沒有“熱”。
而且我們不能隻看現象繁榮，而要看事實。
表面上現在是出了一大堆書，但很多書根本就是把舊書改頭換面之後重新出版，一點新的東西都沒有。
我們需要的學術著作是創新，而不是翻炒舊東西。
現在很多人出書都是看重一個“錢”字，出版家是，作者也是，這真的是學術的悲哀，紅學的悲哀。
紅學研究還有很多地方是處女地，它們等待着我們去開發。
100多年的紅學研究成果我們需要自己的研究中心，資料中心，甚至網站。
這些東西都沒有。
國際上有人多次提出，需要我們做一個可以用來做課本的讀本，但這些都沒有人去做，為什麼我們不在這上面下工夫呢？為什麼要去出那些沒有價值的書呢？所以，對于這種所謂的繁榮景象要理性的分析，熱鬧并不是繁榮，某種書出了多少冊也不是繁榮。
新京報：但你看學術讀者很少關注，但像劉心武這樣揭秘性的書卻有不少的銷量，這不值得思考嗎？
胡文彬：大家存在着一個誤解，以為讀者都是不關注學術問題的。
錯了。
在我接觸的很多讀者中，有不少人其實是很關注紅學學術問題的，而且他們對學術的了解遠遠出乎我們的意料。
全國各地其實都有這樣的讀者。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劉心武的東西吸引了不少人，所以紅學家們更應該從這個事情上反思。
為什麼有些東西我們不同意，但卻有很多人喜歡？
紅學家應該透過這個問題想到人民的需要，應該看到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普及空間還是很大的。
作為研究者既要兼顧研究的任務，也應該面對廣大讀者做普及的工作，考慮如何能讓更多地讀者接受。
所以面對劉心武的問題時，我們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我們的目的不是否定他的貢獻，不是說這種形式不可取。
而是在這樣一個情勢面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
偉大的是《紅樓夢》，不是紅學家
“我很反對有些紅學家不看後輩的論文就亂批評”
新京報：我們來說另外一個話題吧。
聽說上海博物館買回了甲戌本《紅樓夢》，但卻一直不對外說明情況，你怎麼看？
胡文彬：這個消息是傳了很久了，但沒有人公開發布，所以我沒法确定是不是談成了。
（記者：我打電話證實過是有這回事）那這就要看他們上海博物館到底要做什麼了，他們是想把它作為文物保存起來呢，還是在某一天選個特定的日子把它展覽出來，他們不說可能是怕有人一擁而入。
但我覺得，實際上這個本子已經意義不大了。
從上世紀60年代胡适出了第一個影印本，到現在它的影印本已經遍地都是了，你說它還有多大意義。
新京報：我知道你看過陳林的論文，我想知道你對他的論文有什麼看法？
胡文彬：他的有些觀點蠻有道理的，比如他用時間坐标來推算《紅樓夢》發生的真實年代序列就是一個很好的視角，雖然有些地方可能論證還不夠充分，或者出現錯誤，當時我認為他的論文還是有一些價值的。
陳林絕對是在踏踏實實做學問的，這是可以肯定的。
新京報：我發現陳林的文章發表後，很少有紅學家對這個論文發表看法。
我覺得好像現在紅學家對新的觀點、新的研究好像都不喜歡發表意見，為什麼？
胡文彬：我很反對有些紅學家不看後輩的論文就亂批評。
我們應該從人家的東西上看到值得借鑒和研究的地方。
而且有這些年輕人這麼關注《紅樓夢》學術的東西，紅學家們還應該感到高興。
而且我覺得紅學家們也應該多跟後輩們交流。
紅學走向大衆是沒有人阻擋的，紅學是否能夠讓大衆接受了解，還是紅學家該做的事。
要知道《紅樓夢》是一部很偉大的作品，偉大的是《紅樓夢》、是原作者，而不是紅學家。
紅學家應該感謝《紅樓夢》。
（記者：甘丹）
來源：《新京報》（2005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