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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要有學問的品格——馮其庸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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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的研究已經有百年的曆史了,這百年的曆史有它的時代的約束。

    從早期的紅學到後來的新紅學派一直到今天的《紅樓夢》研究,都跟時代本身有着不可分割的關系。

    最早期的紅學,那個時代《紅樓夢》的傳播範圍很窄,根本還沒流傳出去,隻在親朋好友之間傳看,曹雪芹時代的脂硯齋也好,寫過詠《紅樓夢》詩的明義也好,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們對《紅樓夢》的評價已經很高了。

    稍晚的裕瑞就開始打聽《紅樓夢》的作者是什麼樣的人,相貌如何,談吐如何,這是非常符合實際的,因為讀者讀了作品都想了解了解作者是怎樣的為人。

    早期的《紅樓夢》研究都停留在這樣一種沒有太多的文獻資料,隻能聽傳聞,閱讀自己手中早期抄本的狀态中。

    有清一代的紅學主要是評點,主要是根據文本的欣賞閱讀,然後寫出自己的感受,很多看法講得都很有見解,現在看來都還是很有深度的,當然也有講得不正确的。

    同時,也有一些筆記性的記載,記載了曹雪芹是什麼樣的人,到什麼年代社會上已經有抄本流傳等等。

    人們猜測曹雪芹是什麼樣的人也是符合讀者的心理狀态的,現代的青年讀者讀了别人的書還都想見見作者,這種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裡沒有索隐的問題。

    評點派有它的功勞,我有一篇文章《重議評點派》,說到評點派的問題,其實後世讨論的紅學問題,很多在評點派的讨論中都已經出現了,包括版本、家世等等,所以不能一概抹煞評點派的功勞,更不能說清代的紅學是一場鬧劇。

     到了新紅學的時候為什麼出現了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紅樓夢》版本的研究呢?這是因為在閱讀《紅樓夢》的過程中産生了新的發展。

    胡适買到了甲戌本,上面的批語明确寫着《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因此人們從曹雪芹尋找到曹寅,考證他的家世,同時也要研究這個作家的家世經曆跟《紅樓夢》的寫作有什麼關系。

    研究一部作品要研究作家的身世,要了解作家的處境,了解作家所處的社會,這是我們傳統的研究文學的基本規律,叫做“知人論世”,這些方法都是科學的。

    可見,家世研究的産生是跟随着《紅樓夢》研究的發展而産生的,是《紅樓夢》研究的深入發展,對了解《紅樓夢》産生的曆史背景和了解《紅樓夢》所包含的社會内容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這一門學問到現在也沒有被抛棄。

    當然,無限制地延伸也是沒必要的,延伸到說曹雪芹是曹操的後代就已經毫無意義了,這種胡亂延伸隻能由延伸的人自己負責,不能怪胡适。

    《紅樓夢》的脂硯齋本出現後,這些脂本的底本都是曹雪芹活着時候的本子,我們為了研究《紅樓夢》的思想和文字的準确性,就産生了研究這些本子的版本學,這對我們認識《紅樓夢》的原貌起了很大作用,這在學術研究上也是正常的合乎規律的發展。

     總之,清代《紅樓夢》的研究是以評點為主,他們有貢獻,當然也有失誤,應該重視他們的貢獻,也應該繼承他們的貢獻。

    到了胡适的時代,了解了《紅樓夢》的作者,進一步研究曹雪芹的家世,這在學術上是非常自然的,從這裡引申出來的過多的追求,過多的妄猜,這是後來人的責任,跟胡适沒有關系。

    胡适發現了脂本,由此延伸出脂本的研究,這對《紅樓夢》研究也是非常有用處的。

     有一個時期一些年輕人覺得考證太多了,為什麼不去研究文本?這是不知道研究的曆史,因為《紅樓夢》研究到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研究不下去了,作者的問題出來了,脂本的問題出來了,不把這些問題弄清楚,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就不能深入進去,于是就形成了家世研究、版本研究和《紅樓夢》研究同時并進的局面,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解放後發現的抄本越來越多,發現的曹家的史料越來越多,這對我們的研究有很大好處。

    我覺得紅學的整個研究從大局來講一直在正常地健康地發展,後來出了個“豐潤說”,那是豐潤要搞“曹雪芹家酒”的需要,是商業的炒作。

    再後來,為了嘩衆取寵又鬧出來了霍國玲的《紅樓解夢》,鬧了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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