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研究已經有百年的曆史了，這百年的曆史有它的時代的約束。
從早期的紅學到後來的新紅學派一直到今天的《紅樓夢》研究，都跟時代本身有着不可分割的關系。
最早期的紅學，那個時代《紅樓夢》的傳播範圍很窄，根本還沒流傳出去，隻在親朋好友之間傳看，曹雪芹時代的脂硯齋也好，寫過詠《紅樓夢》詩的明義也好，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們對《紅樓夢》的評價已經很高了。
稍晚的裕瑞就開始打聽《紅樓夢》的作者是什麼樣的人，相貌如何，談吐如何，這是非常符合實際的，因為讀者讀了作品都想了解了解作者是怎樣的為人。
早期的《紅樓夢》研究都停留在這樣一種沒有太多的文獻資料，隻能聽傳聞，閱讀自己手中早期抄本的狀态中。
有清一代的紅學主要是評點，主要是根據文本的欣賞閱讀，然後寫出自己的感受，很多看法講得都很有見解，現在看來都還是很有深度的，當然也有講得不正确的。
同時，也有一些筆記性的記載，記載了曹雪芹是什麼樣的人，到什麼年代社會上已經有抄本流傳等等。
人們猜測曹雪芹是什麼樣的人也是符合讀者的心理狀态的，現代的青年讀者讀了别人的書還都想見見作者，這種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裡沒有索隐的問題。
評點派有它的功勞，我有一篇文章《重議評點派》，說到評點派的問題，其實後世讨論的紅學問題，很多在評點派的讨論中都已經出現了，包括版本、家世等等，所以不能一概抹煞評點派的功勞，更不能說清代的紅學是一場鬧劇。
到了新紅學的時候為什麼出現了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紅樓夢》版本的研究呢？這是因為在閱讀《紅樓夢》的過程中産生了新的發展。
胡适買到了甲戌本，上面的批語明确寫着《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因此人們從曹雪芹尋找到曹寅，考證他的家世，同時也要研究這個作家的家世經曆跟《紅樓夢》的寫作有什麼關系。
研究一部作品要研究作家的身世，要了解作家的處境，了解作家所處的社會，這是我們傳統的研究文學的基本規律，叫做“知人論世”，這些方法都是科學的。
可見，家世研究的産生是跟随着《紅樓夢》研究的發展而産生的，是《紅樓夢》研究的深入發展，對了解《紅樓夢》産生的曆史背景和了解《紅樓夢》所包含的社會内容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這一門學問到現在也沒有被抛棄。
當然，無限制地延伸也是沒必要的，延伸到說曹雪芹是曹操的後代就已經毫無意義了，這種胡亂延伸隻能由延伸的人自己負責，不能怪胡适。
《紅樓夢》的脂硯齋本出現後，這些脂本的底本都是曹雪芹活着時候的本子，我們為了研究《紅樓夢》的思想和文字的準确性，就産生了研究這些本子的版本學，這對我們認識《紅樓夢》的原貌起了很大作用，這在學術研究上也是正常的合乎規律的發展。
總之，清代《紅樓夢》的研究是以評點為主，他們有貢獻，當然也有失誤，應該重視他們的貢獻，也應該繼承他們的貢獻。
到了胡适的時代，了解了《紅樓夢》的作者，進一步研究曹雪芹的家世，這在學術上是非常自然的，從這裡引申出來的過多的追求，過多的妄猜，這是後來人的責任，跟胡适沒有關系。
胡适發現了脂本，由此延伸出脂本的研究，這對《紅樓夢》研究也是非常有用處的。
有一個時期一些年輕人覺得考證太多了，為什麼不去研究文本？這是不知道研究的曆史，因為《紅樓夢》研究到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研究不下去了，作者的問題出來了，脂本的問題出來了，不把這些問題弄清楚，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就不能深入進去，于是就形成了家世研究、版本研究和《紅樓夢》研究同時并進的局面，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解放後發現的抄本越來越多，發現的曹家的史料越來越多，這對我們的研究有很大好處。
我覺得紅學的整個研究從大局來講一直在正常地健康地發展，後來出了個“豐潤說”，那是豐潤要搞“曹雪芹家酒”的需要，是商業的炒作。
再後來，為了嘩衆取寵又鬧出來了霍國玲的《紅樓解夢》，鬧了一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