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為《紅樓夢》作考證，不一定知道上舉之乾嘉時人遺文，不是有了先入之見再去尋找可以傅會的材料。
他由作者、本子的考證下手，由作者的家世生平，才形成了他認為雪芹是自叙（不是叙納蘭、順治等）的見解。
這是對的，所以魯迅也肯定了此說，認為彰明較著，無可置疑，應該确立。
此其二。
但胡适自己心目中的力證，與魯迅所以肯定其說的重點又不盡同。
比如據《胡适口述自傳》第十一章所載，有以下的話：
這小說中最令人折服的一項自傳性的證據，便是那一段描寫賈家在皇帝南巡時曾經“接駕”的故事。
而且不隻是接駕一次，而是接駕數次。
史料在這方面是可以作為佐證的。
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曾“接駕”四次。
不但“接”了皇帝的“駕”，而且招待随駕南巡的滿朝文武。
康熙在揚州和南京皆駐跸曹家。
所以不管曹家如何富有，這樣的“接駕四次”，也就足夠使他們破産了①。
胡先生的話，說得不完全精确，而且隻舉了一項書中帶筆叙及趙嬷嬷憶舊，提起的是江南甄家，“獨他家接駕四次”，也并非是正文正面描寫。
這在“糾纏派”看來，實在不但不能“最令人折服”，恐怕要說成是“偶然運用”了一星半點“家史”資料罷了。
所以就是同主“自傳說”的，理由也并不相同。
如上引乾、嘉、道時諸例，便是最好的說明。
王國維所引的，則主要根據小說開卷即自言“親見親聞”（王氏加以駁難，魯迅又駁正了王氏）。
到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于學術名著中鄭重指出的則是：
蓋叙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曆。
正因寫實，轉成新鮮……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說（按：指蔡元培說）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為漢軍（按：此沿胡氏舊說故雲，當作内務府滿洲正白旗），而《石頭記》實其自叙①也。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叙，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确定反最後。
……迨胡适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于榮華，終于苓落，半生經曆，絕似石頭……
這最後一小段，應與《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中的一段合看：
此說（按：指自傳說）出來最早，而信者最少，現在可是多起來了。
因為我們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書中所叙相合。
……由此可知《紅樓夢》一書，說是大部分為作者自叙，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
我要再說一遍：這樣明白确切的話，如果有誰還要玩弄手法，加之歪曲，硬不承認，則肯定與學術不是一回事了。
——魯迅的看法是，最有力的理由不單在“接駕四次”那一類（全書中此種可舉的多得是），而是從整體宏觀，小說分明是雪芹自叙：因為他的半生，即與“石頭”絕似，這才是最要緊的一點（他上一個“最有力者”指的乃是因為雪芹是八旗世家，所以不會如蔡說著書是為了“排滿”。
讀書最忌理路不清，故無謂的糾纏時常使人不得不浪費筆墨）。
此其三。
把這三點弄清了些，一來可使一些不甚了了的評論家們省掉很多無謂的葛藤，不緻再制造更多的混亂。
二來是可以讓我們繼續思索我國小說史上所顯示的很多特點。
即以“名詞”而言，胡适最初用“自叙傳”，更多的是用“自傳”；如依他《口述自傳》的中譯，則後來也用了一個“自傳性”。
魯迅則用“自叙”。
當然，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寫文章，還遠不像今世的有這麼多的這個“性”那個“性”——如不點破，這也會成為“糾纏派”的糾纏課題對象的。
再者，請注意清代人所用的那詞語，不說“自傳”，也不說“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