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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世紀，一方面，占據主導地位的高雅小說對通俗小說保持着影響。
這突出地表現在鴛鴦蝴蝶派文人密切注視新小說的發展并給予很高評價。
有位署名“鳳兮”的鴛鴦蝴蝶派理論家，1921年2月至3月間發表《我國現在之創作小說》，其中說：“魯迅先生《狂人日記》一篇，描寫中國禮教好行其吃人之德，發千載之覆，洗生民之冤，殆真為志意之創作小說，置之世界諸大小說家中，當無異議，在我國則唯一無二矣。
”又說：“文化運動之軒然大波，新體之小說群起。
..若葉楚伧之《牛》，陳衡哲之《老夫妻》，某君（适忘其名）之《一個兵的家》，均令人滿意者。
”(1)他對胡适的《論短篇小說》也很推崇。
鴛鴦蝴蝶派的秋山，還随着新文學一起提倡寫社會小說。
所以，張恨水這樣的小說家在二三十年代的出現以及抗戰爆發後終于靠攏新文學陣營，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這就是高雅文學的主導作用。
另一方面，通俗小說也常常以自己的某種優勢向高雅小說挑戰。
二十年代後半期和三十年代前半期的張恨水，他的小說成就和影響就遠過于當時那些嚴肅作家所寫的大衆文學作品（即使僅僅按“大衆化”的标準來衡量也是如此），更不要說他擁有讀者的廣泛了。
據荊有麟、許欽文回憶，魯迅的母親就很喜歡讀李涵秋、張恨水的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手不釋卷。
有一次，老太太聽到許欽文和一兩個年輕人在魯迅家裡談論《故鄉》這篇小說寫得怎麼怎麼好時，老太太不服氣地說：“有這麼好的小說嗎？你們拿來給我看看！”
當時老太太還不知道“魯迅”就是她自己兒子的筆名，她帶起老花眼鏡，把《故鄉》讀了一遍，然後用紹興話搖着頭對幾個年輕人說：“呒啥稀奇！呒啥好看！這種事情在我們鄉下多得很！”讓在座的幾個年輕人聽了哈哈大笑，魯迅本人不插嘴，隻在一旁靜聽微笑。
(2)發生在魯迅家中的這場争論很有意思，足以說明當時一些有成就的通俗小說掌握了多少讀者，并且培養了怎樣一種閱讀趣味（老太太用“稀奇”、“好看”做标準衡量小說，就是由通俗小說所培養的；至于老太太不以為然地說到的“這種事情多得很”，恰恰是嚴肅文學所說的“真實”或“概括性”）。
再舉張愛玲的例子，同樣可以說明通俗文學怎樣在向嚴肅文學挑戰。
現在我們都知道，張愛玲是四十年代湧現的有獨特成就的新文學作家。
其實，恰恰是張愛玲，具有與衆不同的通俗文學的背景。
除了西方文化和英國作家毛姆等人的小說外，她努力從中國通俗小說中吸取着營養。
她不但熟讀《紅樓夢》等古典小說，甚至喜歡公開談論上海商業文化（海派文化）和通俗文學對她的影響。
她說她“從小就是小報的忠實讀者”，愛讀張恨水的小說，還對上海書攤上的通俗小說《海上花列傳》、《歇浦潮》推崇備至。
在給胡适的信中，張愛玲說，“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
”(3)她十四歲仿照鴛鴦蝴蝶派的筆法寫成《摩登紅樓夢》；最早發表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也刊登在鴛鴦蝴蝶派刊物《紫羅蘭》上；無怪乎最初人們幾乎一緻地把她看作是海派通俗作家。
認真閱讀她的作品，才真正體味到這位晚清士大夫文化最後一個傳人的骨子裡的古典筆墨趣味，以及這位上海灘上才女在感受方式與藝術表達方面的深刻的現代性。
張愛玲完全自由地出入于高雅與通俗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達到了二者的溝通與交融：這正是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貢獻，同樣體現了通俗文學對高雅文學的挑戰。
如果說辛亥之後鴛鴦蝴蝶派的崛起隻被新文學家當做對立面，那麼，張恨水的出現，張愛玲的成就，這些挑戰似乎并沒有使新文學界有所清醒，使他們的傲慢姿态有所收斂。
他們隻看到通俗文學和高雅文學相互對峙以争奪讀者甚至給新文學構成威脅的方面，而看不到通俗文學對新文學還有相互推動、相互促進的另一方面。
雖然抗戰爆發以後為了動員群衆實現全民抗戰，新文學界也曾尋求通俗文學的支持，不少新文學家用通俗文藝的形式表現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