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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雅俗對峙與金庸的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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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斷了自《莊子》、屈賦、《山海經》、《西遊記》、《聊齋》以來的浪漫想象傳統,可以說和文學想象久違了。

    金庸小說在這方面有巨大的突破,他顯示了超凡的幾乎是天馬行空般的想象才能。

    金庸沒有到過大理,卻想象出了無量玉壁那樣奇幻的景色;金庸沒有去過新疆,卻想象出了玉峰宮殿那樣神異的去處。

    武功的創造,更是無奇不有。

    《書劍恩仇錄》開頭,就是陸高止發金針釘蒼蠅的場面;以後各部小說更有什麼“九陰白骨爪”,“玉女素心劍”,“降龍十八掌”,什麼“吸星大法”,“六脈神指”,乃至瑛姑的“泥鳅功”,楊過的“黯然銷魂掌”,等等,極盡想象之能事。

    《天龍八部》所寫的青年一代,幾乎每人都有一個獨特的身世之謎,這些謎相互錯綜,又交織成了整部小說極其複雜的人物關系網絡,它們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使讀者如書中人段譽那樣感受到“霹靂一個接着一個”般的巨大震撼,這在金庸以外的其他作品中,我們能夠讀到嗎?《鹿鼎記》第三十二回,寫到在昆明附近的三聖庵中,聚會了古往今來第一大反賊(李自成),古往今來第一大漢奸(吳三桂),古往今來第一大美人(陳圓圓),古往今來第一武功大高手(九難,即長平公主),古往今來第一小滑頭(韋小寶),這想象更是大膽之極!這種想象的神奇,滿足了多少讀者的好奇心,構成金庸小說異乎尋常的魅力! 第三,金庸小說堅持了傳統白話小說的形式和語言,而又有所改造和創新。

    劉再複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如果平心靜氣看20世紀初文學的變革,就會看到,由于社會變化和外來文學影響,中國文學已逐步分裂為兩種不同的文學流向:一種是占據舞台中心位置的“五四”文學革命催生的‘新文學’;一種是保留中國文學傳統形式但富有新質的本土文學。

    新文學以啟蒙意識、外來文學的形式、歐化的白話文為其核心因素。

    它與此前文學的聯系是次要的,充其量是某些作家采用了某些古代技法。

    它以前所未見的面貌出現于文學舞台,為那些贊同和傾向于‘新思潮’的都市知識分子所認同,可以說新文學是表現這批活躍于都市的知識分子思想感情的。

    在新文學崛起的同時,另一種文學,即植根于古代文學悠長傳統的那部分文學也在發生緩慢的蛻變。

    它雖然不能像新文學那樣以耳目一新的形象示人,但文學史家戴着啟蒙意識的眼鏡,把它描繪成‘封建文學’在清末民初的垂死沒落,是不合适的。

    我們姑且把這種文學命名為本土傳統的文學,它與新文學一起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兩大實在,或者說兩大流向。

    本土傳統的文學是在緩慢的積累中構造自己文學大廈的,在本世紀初有蘇曼殊、李伯元、劉鹗作為其代表,三四十年代則有張恨水、張愛玲等作家,而金庸則是直接承繼本土文學的傳統,并且在新的環境下集其大成,将它發揚光大。

    ”(8)雖然新文學與此前文學的聯系究竟如何,或許有待學術界深入讨論,但從總體上說,我比較贊成這種看法。

    金庸武俠小說在本土傳統形式方面所作的貢獻,可以說完全适應了曆史的要求。

    早在四十年代,張恨水就多次提出過改造和弘揚章回小說的願望。

    他在《總答謝》一文中說:“我覺得章回小說,不盡是可遺棄的東西,不然,《紅樓》、《水浒》何以成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說有其缺點存在,但這個缺點,不是無可挽救的(挽救的當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衆所能接受。

    正如雅頌之詩,高則高矣,美則美矣,而匹夫匹婦對之莫明其妙。

    我們沒有理由遺棄這一班人,..大家若都鄙棄章回小說而不為,讓這班人永遠去看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狀元、佳人後花園私訂終身的故事,拿筆杆的人,似乎要負一點責任。

    ”(9)在另一篇文章《武俠小說在下層社會》中,張恨水又說,“中國下層社會,對于章回小說,能感到興趣的,第一是武俠小說,第二是神怪小說,第三是曆史小說。

    ..中國下層社會裡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始終有着模糊的英雄主義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俠故事所教訓的。

    這種教訓,有個極大的缺憾。

    第一,封建思想太濃,往往讓英雄變成奴才式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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