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完全幻想，不切實際。
第三，告訴人鬥争方法，也有許多錯誤。
自然，這裡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武俠小說，會教讀者反抗暴力，反抗貪污，并且告訴被壓迫者聯合一緻，犧牲小我。
”在張恨水看來，“二三百年的武俠小說執筆人若有今日先進文藝家的思想，我敢誇大一點，那會賽過許多平民讀本的能力。
可惜是恰站在反面。
”(10)張恨水呼籲有“先進思想”的新文學家，不要抛棄中國的“普通民衆”，不要抛棄本土的章回體小說形式和傳統的白話語言，這表明他很有卓見。
曆史的發展與這類見解若合符節。
就在張恨水發出呼籲十年之後，金庸在香港出現了，而且他正是抓住了章回體中影響最大的武俠小說這個類型，作了出色的實驗，證明張恨水之言絕非虛妄。
金庸對本土傳統小說形式的繼承和革新，既是用精英文化改造俗文學的成功，又是以俗文學的經驗對新文學的偏見作了最切實的糾正。
這确實具有“存亡繼絕”的重大意義。
在小說語言上，金庸吸取新文學的某些長處，卻又力避不少新文學作品語言的“惡性歐化”之弊。
他紮根于本土傳統文學中，較多承繼了宋元以來傳統白話文乃至淺近文言的特點，形成了一個新鮮活潑、幹淨利索、富有表現力、相當優美而又親切自然的語言寶庫。
金庸小說語言是“本土文學作家中交出的最好一份答卷”(11)；或如李陀先生所說，金庸使傳統白話文得以“起死回生”(12)。
劉紹銘、黃維樑先生早在十年前就不約而同地提出金庸小說可用作海外華裔青年學中文的教本(13)，足見學者們對金庸小說語言成就的高度重視。
第四，曆史上的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原本各有自己的讀者，簡直泾渭分明。
但金庸小說卻根本沖破了這種河水不犯井水的界限。
他借用武俠這一通俗作品類型，出人意外地創造出一種文化學術品位很高的小說境界，實現了真正的雅俗共賞。
金庸作品中包含的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曆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不但為廣大通俗作品所望塵莫及，而且也遠遠超過了許多嚴肅小說。
金庸筆下的武技較量，固然能傳達出中華文化的内在精神；就連陳圓圓為一字不識的韋小寶彈唱吳梅村《圓圓曲》這個作者忽發奇想的情節，又包容了多少曆史興衰與個人際遇的滄桑之感。
可以說，金庸是一位深得中華文化神髓的作家。
他在法國被稱為“中國的大仲馬”。
其實，如果按照作家本人對各自民族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小說創作所獲得的綜合成就而言，我個人以為，金庸恐怕已超越了大仲馬。
他在文學史上的實際地位，應該介乎大仲馬與雨果之間的。
注釋
(1)1921年2月27日至3月6日《申報·自由談》連載。
(2)參閱荊有麟《魯迅回憶斷片》第一節《母親的影響》，上海雜志公司1943年11月出版。
(3)轉引自胡适《緻張愛玲》（1955年1月25日），見張愛玲《張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版。
(4)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載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
(5)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27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6)朱自清：《論嚴肅》，收入論文集《标準與尺度》，亦見河北教育出版社《朱自清選集》第1卷1989年12月版第437頁。
(7)王力行：《新辟文學一戶牖》，收入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的《諸子百家看金庸》（五），第71頁。
(8)(11)劉再複：《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載香港《明報月刊》1998年8月号。
(9)張恨水：《總答謝——并自我檢讨》，載1944年5月20—22日重慶《新民報》。
(10)張恨水：《武俠小說在下層社會》，載1945年7月11日《新華日報》。
(12)李陀：《金庸寫作中的“言”和“文”》。
(13)參閱劉紹銘《金庸小說與僑教》、黃維樑《童蒙可讀此而學文——
金庸武俠小說語言的抽樣分析》二文，收入香港明河社出版的《武俠小說論卷》上、下卷，1998年5月初版。